在劳改营里印的那些小册子里，这种调子渗透得更利害。下面是一个例子：“尊贵的客人们——卡冈诺维奇、雅戈达和别尔曼同志(每一间工棚里都挂着他们的肖像)来到了三号船闸。人们干得更欢了。他们在上头露出微笑——这微笑传给了在基坑里劳动的几百个人。”在官家谱写的歌曲里也是：
雅戈达亲自把我们带领和教育，
他的眼光敏锐，他的手腕有力。
对劳改营生活方式的全面的热爱，使作者们唱出了这样的讚美诗：“不论命运把我们抛到苏联国土的哪个角落，即使是最遥远的荒野和僻壤——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任何一个组织的身上都可以看到秩序……准确和自觉性的印记。”然而在俄国的穷乡僻壤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什么组织呢?只有劳改营。把劳改营当做进步的灯塔——这就是我们手里这部历史资料的水平。
主编本人也讲了话。高尔基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德米特罗夫市举行的白波运河建设者(这时他们已经转移到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工程上来了)最后一次代表会上致词说：“从一九二八年起，我就注视着国家政治保卫局重新教育人的工作。”(这说明还在索洛维茨以前，在那个男孩子被枪毙以前，刚从国外回到苏联，他就注视着了。)接下去，他已经是强忍着泪水，向在场的契卡人员们欷嘘地说：“你们这些神通广大的小鬼们，你们自己也不知道你们做了些什么事情……”作者们在这里註明：契卡人员们这时只是露出了微笑。(他们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高尔基在这本书里也特别指出了契卡人员的高度的谦逊精神。(他们不喜欢公开，这的确是一个感人的特点。)
集体作者们对于白波运河施工期间的死亡并不是简单地闭口不谈，也就是说，没有遵循只讲一半实话的怯懦的规则，而是直截了当地写道：施工中没有死一个人!(大约他们的帐是这样算的：运河开工时是十万人，完工时仍是十万人。这说明全都活着。他们只不过是忘了在两个严寒的冬季被工程吞噬的一批批新解来的犯人、但这已经是应该由不老实的工程技术人员们去解算的余弦值一类的问题了。)
作者们看不到任何比劳改营劳动更令人兴奋鼓舞的东西了。他们认为强迫劳动是热火朝天的自觉性创造活动的最高形式。请看，这就是进行再教育的理论基础：“犯罪分子是旧时代的丑恶环境的产物，而我们的国家是美丽的，强大的，宽宏的，我们应当把它变得更加美丽。”照他们的看法，这些被拉来修运河的人，如果不是僱主们派他们来沟通白海和波罗的海，自己永远也不会找到生活的道路。因为你们要知道：“对人的原料进行加工，比对木料进行加工，要困难不知多少倍。”——怎样的语言!怎样的深度!这是谁的高论?这是高尔基在这本书中批驳“‘人道主义’的华丽词藻”时说的话。而左琴科经过深思之后写道：“接受改造——这就意昧着并非单纯想服完刑期和获得释放(这类可疑现象总归是有过的吧?——作者注)，而是要真正地获得思想上的转变和建设者的自毫感。”噢，好一位人学家!你在运河上推过独轮车吗?而且是吃着惩戒口粮推车……
这本给苏维埃文学带来光荣的可尊敬的书，我们在探讨运河的问题时还将以它为依据。
为什么偏偏选中了白波运河作为群岛的头一件大工程?是经过仔细斟酌的经济上或军事上的必要性迫使史达林这样做吗?我们看到完工后的情况，就可以有把握地回答：不是。是想和曾沿这条路线地面拖运自己舰队的彼得一世成和首次提出修这条运河的沙皇保罗争一高下的崇高精神使他突然浑身发热了吗?可是英明的领袖未必知道这些事。史达林需要的是在随便什么地方搞一项由犯人施工的大工程，它将能吞掉许多劳力和许多生命(由。消灭富农运动的结果而多余出来的)，它具有毒气杀人室的可靠性，但比它便宜，同时又可以留下一座属于他的朝代的金字塔式的宏伟的纪念碑。在他最喜欢的奴隶制的东方——史达林一生中差不多样样都是从那里学来的——人们有修建“大运河”的爱好。我几乎看见了，我们的君主满怀深情地查看着集中了大部分劳改营的欧俄北方的地图，一面用烟斗柄在这地区的中心地带划出了
一道从一个海洋通向另一个海洋的线条。
这个工程项目，必须宣布为紧急的。因为在那些年代在我国凡是不紧急的事情一件也做不成。如果它是不紧急的，那么谁也不会相信它的生命攸关的重要性—一连手推车翻了被压在下面慢慢死去的犯人也必须相信这个重要性。如果它是“不紧急的”，那也就没法让犯人死掉，没法为新社会清除地基。
“运河必须又快又省地建成!——这是史达林同志的指示!”(在那时候生活过的人记得史达林同志的指示意味着什么)。二十个月!——这就是伟大领袖给自己的罪犯们规定的建成运河和完成改造的两大任务的期限：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到一九三三年四月。连两个整年都不能给，他迫不及待。二百二十六公里。多石土壤。地面乱石堆积。沼泽。“波维涅茨台阶”的七座船闸，面向白海的倾斜面上的十二座船闸。同时，“这可不是给予了足够的期限和批给了外汇的第聂伯工程。修建白波运河的任务是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分钱的外汇也没有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