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中的毒瘤也在暗暗地发展，它恰恰损害着灵魂中掌管报答恩情的那个部位。费多尔·佩列古德对米沙·伊万诺夫有衣食之恩;伊万诺夫没有工作，佩列古德把他安置在唐波夫铁路车辆修理厂并且教会他手艺。他没地方住，佩列古德让他搬进自己家，待他如亲人。到头来这个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伊万诺夫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打了个报告，说费多尔·佩列古德在家里的饭桌上吹捧德国技术。(费多尔·佩列古德这个人可不简单。他是机修工、马达工、无线电工、电工、修表反、镜片工、铸造工、模型工、细木工，有二十来种专业。在劳改营里他开设了一间精密机械作坊;他失掉了一条腿以后自己给自己做了一条义肢。)佩列古德被捕，连他的十四岁的女儿也一道被抓。这全是伊万诺夫干的好事!他出庭作证的时候脸上发黑。这说明正在腐烂的灵魂有时候也会透露到脸上来的。但很快他就离开了工厂，开始公开地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后来因为缺乏办事能力而被下放到消防队。
在道德败坏的社会里以怨报德是司空见惯、普遍流动的习性，几乎没人觉得奇怪。育种学家B·C·马尔金被捕以后，农艺学家A·A·索洛维约夫稳稳当当地把他培育出来的小麦品种“泰加49”窃为己有。佛教文化研究所被摧毁(全体主要研究人员被捕)，它的领导人谢尔巴茨基院士死去以后，谢尔巴茨基的学生卡利亚诺夫去看望老师的遗孀，说服师母把死者的藏书和手槁全部交给他——“否则不会有好结果：佛教文化研究所原来是个间谍中心’。他把老师的着作弄到手以后，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了其中一部分(还包括沃斯特里科夫的一篇文章)，从而出了名。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许多学术界的盛名也是建立在鲜血和白骨之上的。学生的忘恩负义像一条花斑的带子贯穿于我国三四十年代的科学和技术，这有一个可以理解的原因：当时的科学技术正从真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手里转入乳臭未干、贪得无厌的新提拔的工农干部手里。
所有这些夺来的论文和偷来的发明现在—一追究和列举是办不到的了。可是占用被捕者的住宅呢?可是趁火打劫来的东西呢?这种野蛮风习在战争时期不是成了普遍现象吗：如果谁遭了大难，或是房子被炸、被烧，或是疏散到后方，倖免于难的邻居，普通的苏维埃人，都要在这个时刻竭力从受害者身上捞点好处。
败坏的形式多种多样，不是我们在这一章里能介绍得完的。我们的社会生活总括起来说，就是卖友求荣者受提拔，庸碌无能之辈得胜利，优秀而正直的人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在全国范围内，谁能向我指出高尚的人把卑鄙的无理取闹者打倒、搞垮、赶走的一桩事实?我肯定这样的事例是不可能发生的，正像不可能有哪一道瀑布能例外地从下朝上流一样。要知道高尚的人不会去找国家安全部门，而卑鄙的人则随时可以利用这个机关。国家安全部门既然对待尼古拉·瓦维洛夫这样的人都没有讲客气，还会对什么人讲客气?所以怎么会有瀑布倒流的事呢?
下贱者对高资者的轻而易举的胜利在人群拥挤的首都里翻滚着恶臭污浊的黑浪。但是它在遥远的北方，在诚实的北极风暴下面，在三十年代脍炙人口的神话一般的北极考察站里——那本应是杰克·伦敦的目光炯炯的巨人们在一起抽象征和平的烟斗的地方——也照样散发着臭气。多马什内岛(北地岛)上的北极站里一共有三个人：非党员站长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巴比奇，他是一个享有荣誉地位的老北极探险家;干粗活的工人叶廖明，他是唯一党员，也是该站的党支书(!);共青团员(也是团小组长!)气象员戈里亚琴科，此人野心勃勃，一心想摘掉站长，以便取而代之。戈里亚琴科偷翻站长的私人物品，偷窃文件，进行恐吓。按照杰克·伦敦的解决办法，就该是两个男人一齐动手把这个混蛋塞到冰层下面了事。但不是这样——而是向北海航道总局帕帕宁发了一封电报，提出有必要调换一名工作人员。党支书叶廖明在这封电报上签了字，但马上就向共青团员表示了忏悔并且和他联名给帕帕宁发了一封内容相反的党团组织系统的电报。帕帕宁的决定是：鑑于集体已经发生分裂，立即撤回大陆。派出破冰船“萨得阔”号去接他们。共青团员分秒必争地在“萨得阔”号上向船政委提供了材料——巴比奇当即被捕(主要罪名：想要把“萨得阔”号破冰船……交给德国人，——说的就是他们现在乘坐的这条船!……)，靠岸以后，把他直接送进了羁押室。(如果我们想像船政委是一个正直而有头脑的人，他把巴比奇找来，听取另一方的陈述，结果会如何?但是，这就等于在一个可能的敌人面前暴露揭发材料的秘密!这么一来戈里亚琴科就可能通过帕帕宁把船政委也弄进监狱。系统的功能是天衣无缝的!)
当然，在不是从小就在少先队和共青团支部里教育出来的个别人身上，灵魂还是完好无损的。在西伯利亚的一个火车站上，一个健壮的兵士看到一列运囚犯的火车，忽然跑去买了几包纸烟，跟押解队说好话，请他们转交给囚犯。(在本书其他地方我们也描写了一些类似的场面。)但这个士兵八成不是执勤的，而是回家探亲的，本单位的团小组长不在身边。在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