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他可不敢这样放肆，不然没他的好果子吃。说不定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军事纠察机关也会把他叫去盘问。
8.说假话成为生存方式。然而，被恐惧慑服了也罢，被私慾和嫉妒侵蚀了也罢，人们反正不会这么快地就变蠢了。他们的灵魂浑浊了，但理智还相当清晰。他们不能相信世上的天才忽然全集中到一个前额低扁的人的脑袋瓜子里去了。当他们在广播、电影、报纸上听到、看到、读到自己时，也没法相信自己那种愚昧呆痴的形象。倒没什么人强迫他们直言不讳地做出回答，但也决不会允许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必须表态。那么，除了说假话还能说什么?他们必须发了疯似地拍巴掌，好在也没有人要求他们真心。
如果我们读到高教工作人员致史达林同志的这样一封信：
“我们将不断提高革命警惕性，协助由忠实的列宁
主义者、史达林式的人民委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
若天领导的我国光荣的侦察机构从我国高等学校以及全
国把托洛茨基-布哈林集团的以及其他的反革命败类清
除干净”——
我们总不至于把千人大会的全体参加者都当成白痴，而只会认为这是一些对于明天自己被抓也会乖乖服从的道德堕落的说谎者。
不断地说假话，和背叛行为一样，变成了唯一安全的生存方式。每动一下舌头都可能被人听去，每一个面部表情都可能有人观察。因此每一句话如果木必须是直接的谎言，也必须不与共同的谎言相抵触。存在着一套现成的句子、一套现成的标籤、一套现成的公式。任何一篇讲话，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一本书，不论是学术的、政论的、批评的或者是所谓“文艺”的——不使用这些主要的套话是通不过的。在最最科学性的文字里也必须找个地方对某某人的假冒的权威和假冒的发明权吹捧两句，把说了真话的某某人臭骂两句;即使是最高水平的学术着作，不夹进些这一类的谎言也不能出版。还用说那些吵吵嚷嚷的群众大会吗?还用说那些利用午休时间召开的狗屁不值的集会吗?在这些集会上必须举手反对你自己的意见;对于你不痛快的事假装兴高采烈(认购新的公债啦，降低计件工资额啦，为建立一个什么名目的坦克纵队捐款啦，承担星期天义务劳动，或者派孩子们去支援集体农庄庄员啦)，以及对于八桿子够不着的地方发生的事情表示最深刻的愤慨(在西印度群岛或者巴拉圭发生的什么摸不着看不见的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