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守、巡二道盘查，听征南将军委户部章京支给。所以二路大兵得支至今九
月方完，不待用银买运，计节省银数甚多。” ①可见，留在昆明、宜良的粮
食竟供应了入滇清军半年以上的食用，结果是养肥了敌军，拖垮了自己。
从各种史籍留下的迹象来看，南明永历朝廷的放弃昆明很难说是一次有
组织的撤退。考虑到清军是在永历帝离开昆明之后半个多月才进入该城，永
历朝廷完全有时间召集文武大臣仔细研究战守机宜。可是，事实却表明朱由
榔撤离昆明时就已经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清朝末年在昆明五华山出土了永历
皇帝的玉玺“敕命之宝”。这颗玉玺被砸成两半扔下，说明朱由榔等撤离时
崇祯十一年游滇时曾经在昆明会见金公趾，“金公趾名初麟，字颇肖董宗伯（其昌），风流公子也。..
公趾昔好客，某奏劾钱士晋军门，名在疏中，黜其青衿焉”。金公趾既擅长书法，好交游，在明季又被革
去生员，大西军入滇后充当李定国记室极为可能。
①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记：“时清师三路会于曲靖。朝议犹莫知适从。有陈建者，举蜀王遗表请入蜀。
马吉翔恐蜀将夺其权，力沮之。沐天波请走迤西，地近缅甸，急则退守阿瓦、太公诸城，缓则据大理两关，
犹不失为蒙段。上可其议。”这段话说明包括沐天波在内的云南人士大抵是主张西迁的。
② 《安龙逸史》卷下。
③ 《明末滇南纪略》卷八《西走缅甸》记：“晋王于十二月十六日回至省城，与巩昌王等议，欲烧仓廒朝
堂府署，惟留一空城。晋王云：我等到云南十余年，也作践百姓勾了，若不留下仓粮，深为民累。于是不
烧仓廒官署，腾城而去。”《安龙逸史》卷下云：“时秋粮已征贮，定国谕各营不得毁其仓廪，恐清师至
此无粮，徒苦我百姓。或曰：上谕晋王，令勿烧毁也。”看来最后一种说法比较可信，但李定国同意当系
事实。
① 《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五九页，经略洪承畴“为云贵兵饷中断，十分紧急”事揭帖。另外，
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洪承畴揭帖中对“贵州米谷甚难”，不足以供应驻贵州清军粮草的情况有详细报
告；顺治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四川巡抚高民瞻报告四川“千里荒烟”，“一切粮饷俱从秦省略阳运发入川”
（均见《清代檔案史料丛编》第六辑）。这都证明了清朝重兵入滇后，如果不是得到明方留下的大批粮食，
极难立足，更谈不上追击。
的慌乱匆迫①。放弃昆明以后，庆阳王冯双礼、广平伯陈建、武功伯王会、延
安王（艾能奇）长子艾承业率部向四川建昌转移②。二十日，朱由榔等从楚雄
出发，二十四日到达赵州。这时清兵已逼近交水，李定国在二十一日领兵撤
出昆明。金维新把自己同马吉翔商妥的意见向定国报告，李定国果然改变了
主意，决策向滇西撤退，派行营兵部侍郎龚应祯赶到赵州，请永历帝前往永
昌。就全国形势而言，南明已日趋衰微，永历朝廷无论是向滇西边远地区撤
退，还是辗转进入四川，都很难扭转危局。可以探讨的只是两个问题，一是
西撤同北上入川两个方案中哪一个较为可取？另一点是应有统一部署。当时
拥明抗清势力除永历帝、李定国等直接控制的云南、川西军队外，川东鄂西
有夔东十三家，福建沿海有郑成功、张煌言等部。清军对湘西、贵州、广西、
四川大举进攻以前，这三股势力就存在相当隔阂，其中据守滇、黔、湘、桂
的明军不仅是主力，而且奉为“共主”的永历帝也驻于这一带。随着湘西、
桂西和贵州的失守，清军进入云南，永历朝廷和李定国所统主力向西撤入人
口稀少、生产不发达的滇西南，兵、饷来源极为有限，同夔东、闽海抗清武
装声息难通；放弃昆明一带转入四川，虽然将处于清方包围之中，但存在发
展机会。特别是放弃昆明以后，李定国护卫永历帝西撤，冯双礼、陈建、王
会、艾承业率部北入四川，这种分道扬镖之势反映了晋王李定国和蜀王刘文
秀旧部之间的龃龉公开化。刘文秀同李定国不大一样，在孙可望掌权时期他
没有多少嫡系部队，几次出征所统率的主力都是由孙可望拨给的；孙可望降
清后，他安抚的军队基本上是孙可望旧部。李定国推行歧视政策，把兵将分
为“晋兵”（旧兵）、“秦兵”（新兵），刘文秀实际上被看成是“秦兵”
的代表人物。刘文秀失势后郁郁病死，他的部将对李定国更加不满。史料的
欠缺使后来的研究者难以说清其中的周折，但是，有一个重要事实是值得注
意的，即孙可望掌权时明、清双方长期相持于四川、湖南西部和广西西部，
永历朝廷的控制区基本上是稳定的。孙可望发动内讧和兵败出逃，对南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