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官大冢宰、地官大司徒、春官大宗伯、夏官大司马、秋官大司寇、冬官大司空，分掌朝政。高颎等人辅佐杨坚改革官制，六官逐渐演变成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除此之外，高颎的政绩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修订法律，减少酷刑。与郑译、杨素等人合作修订刑律，“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以此为基础制定新法，废除枭首、轘身及鞭刑，减轻徒刑，取消部分“楚毒备至”审讯酷刑； 规划蓝图，建设新都。这一点现在极度时髦：建设新城区。自汉代以来，长安旧城屡经战乱，凋敝日久，杨坚决心另建新都。他委任高颎领新都大监，在旧城南部、龙首原以南，兴建新城，当时叫大兴城。唐时长安成为世界之都，形制甚至流传到了日本，但基础都是隋朝打下的，“制度多出于颎”。当然，具体的建筑设计则由营新都副监宇文恺完成，高颎是领导：“高颎虽总大纲，凡所规画，皆出于恺。”宇文恺出身武将世家，父兄皆以弓马显名，他独好学，擅长工艺，尤善建筑。幸亏有了这个爱好，他才得活性命：本来他也在杨坚诛杀宇文氏的黑名单上，因为级别影响不够，杨坚这才高抬贵手； 输籍定样，增加收入。自北齐以来，“暴君慢吏，赋重役勤”，大量的贫苦百姓沦为豪强的荫户，而当时收税都以户为单位，因此严重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高颎建议“输籍定样”，每到年初，县令亲自带领衙役上门巡查，根据实际情况登记户数，并降低税收，“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使“烝庶怀惠，奸无所容”。杜佑在《通典》中指出，“设轻税之法，浮客自归于编户。隋代之盛，实由于斯”； 计户征税，减轻负担。公元588年，高颎认为“诸州无课调处，及课州管户数少者，官人禄力，恆出随近之州”，很不合理，奏请“于所管户内，计户征税”。既减轻了百姓负担，也使这部分官吏的俸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高颎为政勤勉，卧榻之侧有个粉盒，每当想起什么，就随手划在盒里，以便次日上朝处理。记事牌的发明专利，大约就在他手上。这是在家；到了“单位”，他经常坐在朝堂北侧的槐树下办公，这棵树大约是自然生长起来的，横不成行，竖不成列，有司——机关事务管理局之类——认为有碍观瞻，本想砍掉，但杨坚不同意。他要传示后人。 规划伐陈 这些都是所谓的民政。而我们感兴趣的，是高颎的名将身份。在这方面，平定尉迟炯叛乱时，他虽然已经小猫掀窗帘——小露一手，但更大的功绩还在后头：平陈。 稍有作为的皇帝，便有一统江山之志，杨坚也不例外。考虑到隋朝处于战略内线，他打算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捏掉南朝的软柿子，回过头来再解决北边的突厥骑兵。出征得有大将。派谁合适呢？高颎推荐贺若弼与韩擒虎，被杨坚采纳。公元581年三月，二人分别出任吴州和庐州总管，镇守北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和庐江（今安徽合肥），准备灭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陈朝派骠骑大将军萧摩诃率军抵御。九月，萧摩诃率军进攻江北，二十四日陈将周罗喉攻占隋之胡墅（今江苏六合西南）。 先手被敌方占去，这还了得！二十六日，杨坚委任上柱国长孙览、元景山为行军元帅，由高颎节度诸军，大举伐陈。长孙览指挥八个总管，兵出寿阳（今安徽寿县），水陆俱进，进抵长江；元景山则率军出汉口（汉水与长江交汇处），进逼陈之汉阳（今湖北武汉西北） 次年正月，随军相继占领甑山（今湖北汉川东南）、涢口（涢水与汉水交汇处）等地。外遇强敌，家有内贼，陈朝可谓焦头烂额：正月四日，陈宣帝病重，始兴王陈叔陵与皇太子陈叔宝、长沙王陈叔坚一同入宫侍疾。陈叔陵是陈叔宝的异母弟，更是个盗墓贼：“性苛刻狡险，好盗发古冢”。他心怀异志，暗藏切药利刀。十日，陈宣帝驾崩，陈叔陵即命左右从外面取剑，引起了陈叔坚的警觉。次日收敛宣帝尸体，太子陈叔宝伏倒哀哭——儘管未必悲痛，但样子还是要做——时，陈叔陵突然抽刀砍去，陈叔宝随即闷绝于地；太子母柳后前来救应，也被砍倒；乳母吴氏从后面抱住陈叔陵的胳膊，陈叔宝这才乘机爬起，得活小命。陈叔坚一度抓住陈叔陵，但大约是长期坚持在盗墓一线练出了膂力，后者使劲挣脱逃出宫门，赦囚为兵，聚众叛乱。陈叔宝召萧摩诃率军包围东府，陈叔陵将其妃张氏以及宠妾七人沉入水井，自率步骑百人慾突围奔隋，被拿下斩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