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败垂成（1）
金兵是东风无力百花残，宋军是满园春色关不住。此时如果趁热打铁，各军配合，在巩固新收復的河南等地的同时，休整军队编练士卒，派遣有力之一部深入河北，局势完全可能彻底改观。南宋即便不能全面光復国土，至少可以重新获得千余里的战略纵深。无论从政治还是军事，都有大帐可算。 问题是赵构和秦桧不这么想。 一般认为，秦桧是金国的奸细。这话恐怕经不起推敲，也有占据道德高地而居高临下之嫌。秦桧主和，这没有问题，但他说是金国奸细，为敌方打算，却无道理。他在南宋高居相位，后来又长期专政，何必要出卖祖宗？那样他能得到更高的价码么？他在南宋得到的一切，能在金国得到，假如得到他又愿意并且适应吗？要知道他也是读圣贤书长大的，他习惯的文化背景还是子乎者也仁义礼智信，对于马背民族的啖腥吃膻，至少不能马上适应。金国拿什么样的价码，才能收买到他？总不至于让他事成之后做天子，像张邦昌和刘豫。 秦桧主和，确实与金国的主和派见解相同。他之所以持此主张，最根本的动因，还是对金军铁骑的恐惧。 俘虏的生活虽然不长，不过短短四年，但耳闻目睹的一切，还是足以造成强烈的心理阴影，影响他此后的行事风格与见解。昔日的皇亲国戚，一朝为奴，动辄得咎，朝不保夕。凡此种种，都会不断强化这个心理暗示：与金兵作对没有好下场。 这一点正好与赵构契合。 对于金兵，赵构的心理阴影更加强烈。他们那一代人，完全在花天酒地脂香粉浓的气氛中长大，根本铁血狂飙的战争概念。因此起初作为人质到达金营后，刀光剑影的氛围，过度放大了金军的剽悍勇猛，否则后来他也不至于惊吓到丧失男性功能的程度。他曾经给宗弼写过这样一封国书，很值得说说： “天网恢恢，将安之耶？是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一併彷徨，踞天嵴地，而无所容厝，此所以朝夕偲偲然，惟翼阁下之见哀而赦之矣。” 摇尾乞怜，苦苦哀告。慢说国格，人格又何尝存有半分。 后世评说，高宗时期有恢復之臣，而无恢復之君；孝宗时期则正好相反，有恢復之君，而无恢復之臣。孝宗之所以主战，是因为他成长于战争环境，耳闻目睹总是血雨腥风，所以他已经适应，不怕。 靖康之变初期，惧怕金兵可以理解，因为宋军承平日久，战斗力低下，确实不行。但问题在于，一切都会变化。 中学时期我对诡辩很有兴趣，曾经节衣缩食，订阅过《演讲与口才》，梦想日后或许能成为外交家，纵横捭阖，侃侃而谈。我曾诡辩过这么一个题目：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墨朱相近，结局如何？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画家的调色板都可以解决。但在当时，还是有的说。当然相似的论点伽利略早已用过。他这样反推降落速度与重量成正比的荒谬：在铁球上摔根羽毛，铁球速度会因羽毛的牵引而降低，羽毛的速度则会因铁球的拉扯而加快；但拴上羽毛后，总体重量增加，其速度应该更快。 打了十几年，宋金两军的对比，其实就是这个局面。宋军素质大大提高，金兵斗志日益降低。宗弼与其心腹、悍将韩常夜饮时，也不得不承认：“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 这当然不是简单的羽毛栓铁球。野蛮对文明的侵略与残暴，往往开局顺利，而最终归于失败。辽金元与宋，蒙古骑兵西征，清军对晚明，无不如此。野蛮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征服文明，是因为文明的另外一面是靡弱。换句话说，是政治意义上的君子，也可欺以其方。从历史发展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这种征服与融合是必要的，彼此都可以从对方汲取营养，形成杂交优势。 仗打到这个份上，恐金症完全没有必要，可惜赵构与秦桧依然被自身虚构的噩梦所遮蔽，对此视而不见。 幸亏当时没有手机和电话。否则郾城大战也就不会上演。从岳飞接到第一道班师诏令的时间推断，它差不多应该发于郾城大战的同时；而就在前两天，岳飞还上奏朝廷，兴冲冲地转告梁兴等部在河北的捷报，同时表示“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庶几早见成功。”可他等来的不是援兵，而是撤军令；那一天是七月十八，张宪等部正在临颍血战，英雄杨再兴已慷慨捐躯。作为一方将帅，岳飞深知当前的局面难得，人心可用，士卒可战，实在不忍心让将士们此前的鲜血白流，因此不肯从命，又做了最后的努力；再度上奏，言辞激烈：
功败垂成（2）
“契勘金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谍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 然而在先头部队上演朱仙镇大捷的同时，一天之内十二道金牌接连递到岳元帅帐前，全部是班师诏令，措辞极度严厉，不容稍有推迟。 所谓金牌，就是宋代的特快专递，在一尺多长的朱漆木牌上书金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沿途驿站使用驿马接力传送，不得进入递铺稍有停留。皇帝下发急件，全用金牌传递，按规定要日行五百里。臣下发往朝廷的急件，另用“急递”，日行四百里。 十二道金牌的分量，岳飞当然清楚。身为忠臣，赵构一手提拔的大将，他对赵构心存感激，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