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干的?”
“勒夫还没得到……”
“我不是问勒夫。”
“不幸的是，可能性有很多种。现在不管我说什么都只是推测。这个时候作推测对我们没用。”
“为什么是罗马?”
“很难说。”沙姆龙说，“可能只是碰巧。也可能是恐怖分子发现了我们防御工作的漏洞，所以打算把那儿作为目标。”
“但你并不这么认为?”
“是的，总理先生。”
“这和几年前梵蒂冈的那件事有关吗——关于艾隆的那件事?”
“难说。目前所有的证据都只能证明，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的自杀式袭击。”
“领导部门会议之后，我要发表声明。”
“这很明智。”
“我想让你帮我写声明稿。”
“没问题。”
“你尝过蒙受伤痛的滋味，阿里。我们都经历过。多投入点感情，把你身上那波兰人的悲情使出来。今晚这个国家需要哭泣，就让他们哭泣。但是要告诉他们，做这件事的畜生一定会受到惩罚。”
“这些人一定会受到惩罚的，总理先生。”
沙姆龙站起身来。
“是谁干的，阿里?”
“我们很快就知道了。”
“我要他的脑袋，”总理愤怒地说，“我要把他的脑袋挑在矛尖上。”
“您会如愿的。”
四十八小时后，案件才有了一点头绪。调查的突破口不在罗马，而在北部的工业城市米兰。国家警察和宪兵搜查了市中心北部一个工人区的一间小旅馆，根据一名突尼西亚移民线人的消息，四名逃逸的袭击者正躲在那儿。但事实上他们已经离开了，从房间里的状况来看，他们是在仓促中逃离的。警察发现了两个行李箱，里面装着一些衣物、六部手机，以及一些假护照和偷来的信用卡。但最引起他们重视的，是一张被缝进手提袋内衬的光碟。罗马国家犯罪实验室的义大利侦查员认为这张光碟里保存着数据，但却无法突破复杂的防火墙。经过一番争论之后，他们决定向以色列求助。
正因如此，西蒙·帕斯纳才应邀来到义大利情报民主安全局。他晚上十点多到达，随后马上被带去了副局长马蒂诺·贝拉诺的办公室。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样子很不协调：贝拉诺又高又瘦，打扮得就像刚拍完义大利时尚杂誌的模特;帕斯纳短小精悍，小鬍子硬得像钢丝，身上的夹克皱皱巴巴。第一次见面后，贝拉诺就把帕斯纳比作是“一堆昨天换下来的脏衣服”，而在接下来的合作中，由于帕斯纳表现低调，贝拉诺就干脆习惯性地将这个以色列人称为“穿着借来外套的犹太高利贷主”。
然而在第一晚，贝拉诺对他的这位访客还是相当热情的。帕斯纳不是那种喜欢博取陌生人同情的人，但当他走进贝拉诺的办公室时，眼神里却充满了疲惫和倖存者的自责。贝拉诺多次表达了内心的“深切悲痛”，然后才解释了大半夜把帕斯纳找来的原因。他庄严地把那张光碟放在桌上，然后伸出指甲修剪得十分干净的食指，将它推到了帕斯纳手边。帕斯纳故作冷静地接过了光碟，事后他向沙姆龙坦白，当时他的心臟快要跳出来了。
“我们破解不了。”贝拉诺说，“或许你们的运气更好。”
“我们会尽力的。”帕斯纳谦虚地回答道。
“当然，如果有什么新发现，请告诉我们。”
“毋庸置疑。”帕斯纳把光碟装进了大衣口袋里。
十分钟后，贝拉诺认为是时候结束这次会面了，帕斯纳却依然定定地坐在椅子里，环抱着双臂的样子像是正忍受着毒瘾的痛苦。他离开时，走廊上的人都目睹了他缓慢的步伐。直到走出大楼，走下楼前的台阶时，他才加快了脚步。
袭击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一支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以色列爆破专家队就抵达了罗马，开始搜寻关于炸弹成分和来源的证据。幸运的是，将他们从特拉维夫送来的军事飞机一直停在菲乌米奇诺机场的停机坪上。在沙姆龙的授意下，帕斯纳搭飞机回到了特拉维夫。他于黎明抵达，然后直接赶往情报处，协同工作人员即刻驱车前往扫罗王大道，一秒钟都不敢耽搁——他身上的“货物”太珍贵了，在路上多停留一刻都是冒险，而公路正是以色列最危险的地方。八点钟，那张光碟成为了最顶尖的技术部门工作人员共同攻克的目标。九点，障碍被成功跨越。事后沙姆龙还大肆吹嘘，部门的技术人员趁义大利人喝杯咖啡的工夫就取得了成功。解码又用了一个小时。十点钟，光碟里的内容已经被列印出来，放在了勒夫一尘不染的办公桌上。这份材料只在那里躺了一小会儿，就被勒夫塞进了一个加密公文包里，直接带到耶路撒冷卡普兰大街，以向总理汇报。当然，沙姆龙也在那里。
“得找人送他回去。”勒夫说，他那积极的劲头就像在朗读自己的颂辞。没准他此刻的心情正是如此，沙姆龙想道。他一定把那人视为对手，而他最擅长对付对手的方式——无论在假想中还是现实中——就是“放逐”。“帕斯纳今晚回义大利。让他从精英队带一组人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