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转上了通向耶路撒冷的坡道。每每来到这里，沙姆龙都会回忆起旧日的征战。那种预感又出现了。这仅仅和罗马发生的事有关吗，还是比罗马更严重?他知道，这手笔出自一个老对头。一个死去的人。一个来自过去的人。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位于西耶路撒冷的本-古里安区，卡普兰大街3号。沙姆龙从地下停车场进入大楼，直奔自己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的位置是有讲究的——房间外的走廊直通总理办公室，而且坐在这个位置，沙姆龙可以看到勒夫或其他高层情报工作人员到指挥室开会。沙姆龙没有私人秘书，只能和另外三人共用一个秘书。那女孩儿叫塔玛拉，至少她可以帮他端咖啡，打开那三台电视。
“‘瓦拉什’今天五点要在总理办公室开会。”
“瓦拉什”是希伯来语，指的是领导部门委员会，包括了内部安全机构沙巴克的指挥官、军事情报部门的司令，当然还有以色列秘密情报处的头头——以色列秘密情报处通常被简称为“机构”。无论是依从宪章还是按照声望，沙姆龙永远都会列席。
“还有，他希望您在二十分钟内去向他提前汇报一下。”
“告诉他最好能给我三十分钟。”
“您如果需要三十分钟，不如自己去告诉他吧。”
沙姆龙坐在桌前，手握遥控器，花了五分钟时间浏览了一遍世界主要电视媒体的新闻，儘量多了解一些已经公布的细节。然后他拿起电话听筒，拨了三通电话。第一通打给了义大利使馆的旧相识托马索·纳尔迪，第二通打给坐落于不远处拉宾大街的以色列外交部，第三通则拨给了扫罗王大道的情报处总部。
“他现在没法接听您的电话。”勒夫的秘书回绝道。沙姆龙早就料到她会这样说——越过勒夫的秘书恐怕比突破军队关卡还难。
“叫他接电话，”沙姆龙说，“否则我就让总理亲自打过来。”
勒夫足足让他等了五分钟。
“你都知道些什么?”沙姆龙问。
“你是说真相?一无所知。”
“我们的罗马站点还在吗?”
“别提了，”勒夫说，“但我们保住了一个探员。帕斯纳去那不勒斯出差了，他刚刚登机，现在正在回罗马的路上。”
谢天谢地，沙姆龙心想。“其他人呢?”
“很难说。可以想像，那边的情况恐怕比较混乱。”勒夫向来喜欢轻描淡写，“两个办事员失踪了，还有一名通讯员也联繫不上。”
“那边有没有什么文件会惹麻烦?”
“我们只能希望一切都已经付之一炬了。”
“那文件柜连飞弹都炸不开。我们最好在义大利人找到它们之前把它们拿回来。”
塔玛拉把头探了进来：“他想见您。现在。”
“我们五点见吧。”沙姆龙说完，便挂上了电话。
他拿起记事簿，跟着塔玛拉穿过走廊，走进了总理办公室。门口有两名大男孩儿保安，头髮剪得短短的，衬衫盪在裤子外头。他们盯着沙姆龙徐徐走近，其中一人向旁边退了一步，帮他开门。沙姆龙走了进去。
百叶窗遮住了外面的光线，整个房间显得阴冷而昏暗。总理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面，身后的墙上挂着犹太復国主义领导人西奥多·赫茨尔的肖像，将总理衬得越发矮小。这个房间沙姆龙已经来过无数次了，但每次进来，依然会感到脉搏加速。对于沙姆龙来说，这里代表着一段重要旅程的终点，代表着犹太主权在以色列土地的重建。生与死，战争与屠杀——与总理一样，沙姆龙是这个时代的引领者。私底下，他们将这片土地看作是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创造物。他们会捍卫它，不让它受到任何人的削弱或摧毁——无论是阿拉伯人、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
总理向沙姆龙点了点头，示意他坐下。总理的脑袋很小，却又大腹便便，看上去就像座火山。他粗短的双手放在桌面上，肥胖的脸颊几乎垂到了领口。
“情况有多糟，阿里?”
“过不了今晚，我们就能了解到更多情况。”沙姆龙说，“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这应该是我们国家最严重的恐怖事件之一了，或者没有‘之一’。”
“死了多少人?”
“还不清楚。”
“大使们呢?”
“从官方报告来看，他们还没被列入死亡名单。”
“非官方的呢?”
“他们应该已经死了。”
“两个大使都死了?”
沙姆龙点了点头：“还有他们的副手。”
“确定死亡的人数是多少?”
“义大利方面报告，有十二名警察和保安人员已经确认死亡。目前为止，外交部确定，有二十二名工作人员和十三名居住在使馆宿舍的家庭成员被证实死亡。十八人失踪。”
“也就是说，死了五十二个人?”
“至少。当时还有一些在大门口排队的访客。”
“情报处什么情况?”
沙姆龙把刚刚从勒夫那儿得到的信息告诉了总理。帕斯纳还活着，另外三位情报机关工作人员恐怕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