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百列望向纳坦这间玻璃办公室的外面，明亮的地面上摆着很多电脑桌，每张桌子前都坐着一个技术人员。他们大部分都很年轻，而且大多是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他们是以色列反恐战争中沉默的斗士。他们从来没看到过敌人的脸孔，从来没强迫过敌人背叛他们的人民，或对敌人进行过审讯。对他们来说，敌人就是铜线中的一股电流，或是空气中的一声低语。纳坦·霍非的工作是监控外界和以色列之间的所有通信，这看上去简直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电脑完成了主要的“进攻”工作，从某些词彙、短语或者已知的恐怖分子声音中截获信息，但纳坦依然将自己的耳朵视为他兵工厂中最可靠的武器。
“我们不知道她的真名，”他说，“现在她只是572/B号声音。我们截获了她和阿拉法特之间的五次通话。想听听吗?”
加百列点了点头。纳坦点击了电脑屏幕上的一个图标，录音开始播放。在每次电话中，那个女人都假装是外国的和平主义者，打电话支持这位进退维谷的巴勒斯坦领袖，或是表达对近来犹太復国主义者暴行的谴责。每次对话都会提到一个叫托尼的朋友的名字，这和穆罕默德·亚维什提供的信息完全吻合。
“她的阿拉伯语非常好，但她不是阿拉伯人。我猜她是法国人，应该是法国南部，有可能是马赛。教育程度非常高，也很有魅力。她的臀部还有个小蝴蝶纹身。”
雅科夫突然抬起头来。
“我开玩笑的，”纳坦说，“但听一下5号通话。她假装是法国女人，马德琳，巴勒斯坦公平与持久和平组织的头目。对话提到了巴黎将发起反攻。”
“巴黎?你确定是在巴黎?”
纳坦点了点头：“她告诉阿拉法特，他们的一个组织者托尼预测将有十万人参加那次行动。然后她犹豫了一下，改了口，说托尼说的不是十万人，而是二十万人。”
纳坦放了一遍录音。播放结束后，雅科夫问：“有什么特别的吗?”
“这里。”
纳坦打开另一个文件，播放了几秒钟，里面的对话很低沉，完全听不清楚。
“当时有人在她旁边。他本人在分机上监听着他们的对话，当马德琳说托尼预测有十万人参加时，这个人用手捂住了听筒，用法语告诉她，‘不，不是十万。是二十万。’他以为没人能听到他的话，但他把话筒放在了声带附近，这是菜鸟级的错误。我们录下了他声带的震动，稍微过滤一下，我就得到了这个。”
纳坦又播放了一遍这段对话。这一次，那个听不清楚的声音变成了标准的法语：“不，不是十万。是二十万。”纳坦把滑鼠移到了电脑屏幕右上角，一张网中间穿过了几条波浪线。
“这是声频仪，也就是声波纹，是根据说话者嘴型和喉咙动作製作的数学方程。我们已经把这些声波纹和其他声音檔案进行了比对。”
“结果呢?”
“没有相符的。我们叫它698/D号声音。”
“这是什么时候录下来的?”
“六周前。”
“你知道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吗?”
纳坦笑了。
那是一场恶战，但这几乎是“机构”每项行动前的必经之路。勒夫恨不得把加百列锁在地下室里，只提供麵包和水，而且他一度占了上风。加百列容易自我膨胀，勒夫说，完全不适合外派行动;而且，电话录音表明哈立德躲在阿拉伯国家，加百列虽然在突尼西亚工作过很短的时间，但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并不熟悉。最后，勒夫还找了一个很官僚的无聊理由，说加百列的小组没有在外行动的许可证。和大部分的争执一样，这件事闹到了沙姆龙那里。勒夫想绕开他，但已经太晚了。沙姆龙的建议就像是上帝刻的石经一样不可改变。
在官僚战争中胜出后，加百列马上着手处理他的身份和外貌问题。他决定扮成德国人，因为德语是他的母语，就算在梦中他都说这种语言。他选择了商业楼宇室内设计师作为他的职业，定居慕尼黑。行动队给他提供了一本护照，上面的名字是约翰尼斯·肯普;给了他一个钱包，里面装着几张信用卡;还为他准备了一些私人用品，包括写着慕尼黑电话号码的名片。那个号码接通后直通情报处的安全屋，然后会转接到扫罗王大道的交换台。那里已经录下了加百列的留言，说他正在旅行，回来后会回电话。
对于他的外貌，行动队的专业人士建议他留鬍鬚。虽然加百列认为满脸鬍子的人看上去不可靠，好像在欲盖弥彰，但他最终还是服从了。结果没想到鬍子的颜色是灰白的，这让加百列更失望。不过专家倒是很满意，并把他的头髮也染成了相同颜色。他们给他配了一副无框方形眼镜，又在他的箱子里装了一些从柏林到米兰的大牌时髦服装，颜色非黑即白。技术组的行家给他找来了一些看上去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的高科技电子设备，但它们的作用可是超乎想像的。
在一个温暖的晚上，即将出发前，他穿着肯普先生的昂贵西装，大步走在特拉维夫夏金大街的酒吧夜店前。肯普先生多嘴、讨人嫌，对女人很有一套，喜欢昂贵的酒和电子音乐。这和马里奥·德尔韦基奥截然相反。他厌恶肯普先生，不过同时也欢迎他的到来，因为对加百列来说，只有化装成其他人才能让他感到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