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优秀职业军人结束生命的好方法。戴维·波特结束海军生涯的方法同样是不好的，甚至更坏。在1824年，他因为越权行动而受到军法审判。波特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军官；正如他进入太平洋的行动所表明的，他不仅是一位勇敢的战士，而且襟怀坦白、富有远见和注重实效。在担任西印度支队指挥官的任务后，他认定吃水深、以风为动力的船隻在对付海盗船时，作用有限。这是因为海盗船吃水浅，用桨划行，甚至在无风情况下都可以逃至浅水中。因此，他于1823年，把快速帆船遣送回国，而购买了一艘100吨的小型汽轮“海鸥”号，既用来作为拖轮，又可以作为军舰使用。在同一年，英国皇家海军也购买了两艘汽船。但是，波特早于美国海军中的其他舰长10多年，成了世界上第一位使用汽船进行战斗的海军军官。
儘管如此，当厄运来临时，这一成就并没有起到多少缓解作用。波特在听到有一位美国军官被关押在波多黎各的消息后，采用了海军喜欢使用的做法。他派出200名士兵在该岛登陆。结果，被囚的军官获释，波多黎各政府迅速表示歉意，但接着就是军法审判。波特被判处暂停服役6个月，然后就愤怒地离开了海军。因此，在5年的时间里，海军失去了3位最杰出的、最受尊敬的军官。
我们暂且撇开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先来谈一谈对波特的军法审判。这次审判间接地说明了美国社会的一个奇怪的特征，即传统上陆军比海军更受到钟爱。判处波特有罪的理由是，上一年(1823年)，门罗总统发表了着名的门罗主义，即如果欧洲国家不对不属于它们的美洲国家进行干涉，美国也不干涉欧洲的事务。但波多黎各是属于西班牙的；波特派部队在那里登陆被认为是进行未经许可的干涉。因此，他受到了训斥。真正让波特恼火併且使他儘快离开海军的是下面这件事：在1817年，安德鲁·杰克逊将军曾经入侵过西属佛罗里达，吊死一名并枪毙了另一名英国军火走私犯，从而製造了一起国际事件。另外，他还占领了西属彭萨科拉。然而，杰克逊远未受到惩罚，反而受到了祝贺。此后不久，佛罗里达成了美国的一部分领土。
当然，法律也同时作了修改，但看来导致采取不同处理方法的，还不仅是法律问题。门罗主义的含义丝毫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如果海军对自己更有信心，它就会找到另一种处理波特的方法。军法审判不是必要的。然而，连海军法庭的审判官看来在潜意识里也受到了钟爱陆军这种广泛偏见的影响。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海军部从1798年脱离陆军部至1947年与陆军、空军共同统一在国防部之中，总共存在了149年。在这149年中，国会给予海军的拨款只有27年超过了陆军。尤有甚者，有几名职业陆军军官担任了总统。乔治·华盛顿当然是第一位，他不仅是第一届总统，也是第一位陆军军官总统。杰克逊将军是另一位，他于1829年担任第七届总统。确实，有几位总统一直非常关心海军，还有一些总统，如约翰·F·甘乃迪、吉米·卡特和乔治·布希，曾在海军中服役，但他们都不是职业海军军官。看来在美国历史上陆军将军们获得选票、而海军将军们得不到选票的情况已成铁打的事实。
如果情况确是如此，美国海军本身可能要承担部分责任。在1824年，门罗总统和塞缪尔·L·索瑟德海军部长就海军舰队的状况和学说向国会提出了一份报告。“没有军舰，”门罗说，“要比虽然有军舰但由无能的、不熟悉技术的军官操纵来得好。”没有人对这种说法提出意见；也很少有人对总统的另一个论断提出意见。这个论断就是：“战时的伟大目标是将敌人阻止于海岸上。”如果改一个词，这句话仍然会被认为是合理的，即“将敌人阻止于他们的海岸上”。这样一改，这句话就意味着，对海上进攻的最好防御是控制海洋。但这完全不是门罗和索瑟德的观点。在他们的报告里有许多真理，诸如：保证美国安全的不是中立也不是距离的遥远；美国的海防力量很不充分。然而报告中也有一个重要的错误，即它把一切都建立在“最好的防御就是防御”——即如果能够阻止敌人侵入至关重要的地区，敌人终将感到厌烦并将离去——这样一个原则上面。这种原则完全忽视了英国皇家海军在对付法国和美国时所采用的控制海洋和封锁海岸的方法。报告接着建议美国海军应当设立海军将级军官的军衔，但对设立这种军衔后的海军规模、战略和舰队战术没有提出任何建议。
报告的主要缺点(甚至在当时美国最职业化的海军人士的思想中，这种缺点也是明显的)是，战时具有重要价值的这种实用主义做法，现在却阻碍了和平时期海军理论的发展。由于没有人能够预见到美国将来需要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对大西洋彼岸的其他国家——实施封锁，因而也就没有人思考这个问题和舰队的战术。
可以肯定，我们永远不应放马后炮；也可以肯定，海军军官整天忙于日常的工作，因此没有很多时间可以用于研究理论问题(如果不设参谋课程，海军军官今天也同样不会有时间研究理论问题)。但是，在19世纪初，海军的支持者缺乏分析思考的情况成了反对海军的人们的最好武器。当时，人们虽然不是普遍地，但已一般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