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忍说了。”（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六，徐宝摩小纪。）恰在此时，出现了一位观点极端忠君爱国、非凡慷慨激昂的官员，此人名叫光时亨。他上书皇帝，激烈弹劾李明睿。这一来，皇帝又犹豫了，在朝堂上，他一反私下的主张，慷慨激奋地公布：“国君死社稷，正也，我下定决心了。”李明睿不理那一套，再次上书，请求一天都不要耽搁，立即南迁。光时亨也更加激烈，指出“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许多大臣觉得皇帝似乎也反对南迁，于是纷纷附议，请杀明睿以安天下。皇帝的表现则是在殿堂上，当着群臣的面，又一次说了许多颇动感情的、同样大义凛然、慷慨激昂的话。退朝后，他却极度郁闷，懊恼透顶，对身边的近侍说：“光时亨真该死，我姑且饶他这一次。”这位总是在颠三倒四中杀伐决断的皇帝，偏偏在最需要决断的时候，变得毫无决断。而经过他十七年的杀伐荼毒，如今，他的身边遍布贪渎庸懦、投机取容之辈，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帮助他挽狂澜于既倒了。时机就这样静静地滑走了。皇帝再也不会有下一次了。李自成进北京后，李邦华等主张南迁的大臣或逃走，或自杀，坚不投降。偏偏是那位光时亨，几乎是在第一时间便投降了李自成。翻检史书，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场，似乎非凡适宜这种官员繁衍生息。每到历史转折的要害时刻，这种人便会层出不穷。从来没有人在文化与制度的层面上探究一下，这个非常聪明、数千年以忠孝仁信、礼义廉耻为号召的民族，何以竟会如此？史料显示，李自成包围北京之后，那位刑部尚书徐石麒所预言的情形出现了，崇祯皇帝朱由检曾经多次试图脱出危城，逃往南方，然“欲迁不得”，均没有如愿。最后，他只能在一个太监的陪伴下，走向景山下的那棵树，走向那令他的臣子所“不忍言”的结局。这种情形虽然令人扼腕，然而，知道了上面的故事之后，大约没有人会反对，景山，真的是崇祯皇帝朱由检最应该去的地方。在此前后发生的事情就很简单了。从西安到北京，约两千多华里。李自成在他进军北京的路上，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然而，在山西代州西面的宁武关，他遭碰到了极其顽强的反抗。代州守将周遇吉杀掉前来劝降的使者，一面加强城防，一面出兵奇袭，在城内弹尽粮绝，城外绝无援兵的情势下，他退守宁武关，居然率兵连连重创李自成大军，李自成有四员骁将战死在这里，士兵阵亡者达一万多人，伤者无计其数。有史书记载说，后来，李自成率军开进北京时，队伍中有大量伤残者，据说，都是在代州—宁武关战争中负伤的。最后，李自成凭藉压倒优势的兵力，经过真正的殊死战，才终于打通了这座关口。周遇吉战死，他的家人全部殉国。这使李自成十分震动。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到了这个时刻，大明朝居然还有如此坚强的捍卫者和忠诚无畏的战士。为此，他产生了返回陕西去的念头。因为，与这里比起来，前方许多险关要塞如大同、阳和、宣化、居庸，都是闻名的军事重镇，全部都有重兵防守，若是这样打下去，恐怕就剩不下多少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