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发现记录有偏差，或者有模棱两可、带有诱导性的措辞，一定要当场指出来！
态度要坚决，要求他们立刻改正！改到你满意了，确认每个字都准确无误了，再签字！记住了吗？”
韩鸣谦加重了语气，眼神锐利，“这件事，非同小可，非常严肃，非常严重，关系到你个人的前途和清白！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绝对不能怕麻烦！”
阳光明迎着韩鸣谦那混合着关切与严厉的复杂目光，挺直了腰板，郑重地点头，声音清晰而坚定：
“韩主任，您放心，我记住了。我一定实事求是，认真对待每一个问题，仔细核对每一份笔录。”
韩鸣谦这才微微颔首，紧绷的下颌线似乎松弛了一丝。
他端起茶缸又喝了一口，目光瞥见张玉芹依旧有些郁郁寡欢、惊魂未定的脸色，语气终于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人情味，像是坚冰裂开的一道细缝：“当然。”
他清了清嗓子，声音放低了些，“毕竟同事一场，在一个办公室待了几年，私下里，觉得他可怜，有些唏嘘感慨。
甚至想在他尘埃落定之后，力所能及地帮一把他家里，比如送点吃的、用的，这都是人之常情，我不反对。厂里也有这样的传统。”
他话锋一转，再次强调，语气重新变得不容置疑：
“但是，公私要分明！界限要划清！明面上的立场，必须坚定！
这关系到你们每一个人在厂里的声誉和前途，也关系到我们厂务办班子的威信和团结！明白了吗？必须时刻牢记！”
“明白了，韩主任。”三人几乎同时应道，声音在凝重的空气中显得有些单薄。
下午三点刚过，阳光明桌上那部老旧的黑色拨盘电话就“叮铃铃”地响了起来。
单调而急促的铃声，在午后格外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异常刺耳，像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攥紧了心脏。
阳光明放下手中的钢笔，沉稳地拿起听筒，贴在耳边：“喂，副厂长办公室。”他的声音平静无波。
“阳光明同志吗？我是工宣队的老郑。请你现在立刻到工宣队办公室来一趟，配合一下李卫东问题的调查取证工作。”
电话那头的声音公事公办，带着一股金属般的冷硬和不容拒绝的压力，没有任何寒暄。
“好的，明白。马上到。”阳光明同样简洁地回答。
工宣队办公室在厂部大楼一层最西侧。
门口没有挂牌子，只有一扇刷着深绿色油漆、略显斑驳的木门。
但那股特有的肃穆、压抑的气氛，隔着长长的光线昏暗的走廊就能清晰地感觉到，仿佛空气在这里都变得粘稠沉重。
阳光明走到门前，停下脚步，抬手在门板上不轻不重地敲了三下。
“进来。”里面传来一个低沉而威严的声音。
阳光明推门进去。
房间不大，陈设极其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简陋。
一张深棕色的旧办公桌，油漆剥落，露出里面的木纹。桌子对面摆着两把同样陈旧的木椅子。靠墙立着两个刷着军绿色油漆的铁皮文件柜，柜门紧闭，像沉默的哨兵。
墙上，一张巨大的领袖像居中高悬，目光如炬，俯视着整个房间。
旁边贴着几张红底黄字的标语：“接级抖争，一抓到底”、“坚决打击一切反格命分子”，鲜红的字迹在灰暗的墙壁上显得格外刺目。
空气里弥漫着劣质香烟的呛人气味、陈旧纸张的霉味，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混合着紧张情绪的味道。
办公桌后坐着两个人。
一个约莫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穿着洗得发白、领口袖口都有些磨损的旧军装，左臂上套着醒目的红袖标。
他脸庞方正，肤色黝黑，嘴唇紧抿，眼神锐利，透着一股久经历练的精明和不容置疑的威严，显然就是电话里的“老郑”。
他旁边坐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同样戴着红袖标，嘴唇抿成一条直线，手里紧紧攥着一支钢笔和一个崭新的硬壳记录本，表情严肃，努力模仿着老郑的冷硬，却仍透着一丝新人的拘谨和刻意。
“是阳光明同志吧？请坐。”
中年人老郑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语气还算平和，但像冰层下的水流，没什么温度。
“谢谢郑同志。”阳光明依言坐下，腰背自然地挺直，双手平放在膝盖上，目光坦然而平静地迎向对方审视的眼神。
“我们找你来，主要是根据组织程序，了解一下李卫东同志平时的思想表现、工作作风、为人处事，以及昨天事发时的一些具体情况。”
老郑开门见山，没有任何铺垫，话语像出膛的子弹，“请你本着对组织负责、对同志负责、也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如实回答，不要有任何隐瞒，也不要掺杂个人情绪。明白吗？”
旁边的年轻人立刻翻开记录本，拧开钢笔帽，做好了记录的准备，笔尖悬在纸面上方。
“好的，郑同志。我一定全力配合组织调查，如实反映我所了解的情况。”阳光明语气诚恳，眼神清澈。
询问开始。
问题像精确的手术刀，主要切割在几个关键区域：
李卫东平时的为人处事风格、具体的工作态度和表现、流露出的思想倾向；
昨天事发前在办公室的状态、有无异常言行；
以及最核心、最敏感的部分——张玉芹和李卫东之间是否存在足以引发栽赃陷害的深刻矛盾？阳光明本人如何看待张玉芹陷害李卫东的可能性？
阳光明按照韩鸣谦的叮嘱，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回答条理清晰，语气沉痛而有力。
当被问及对李卫东私藏传播反面资料行为的看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