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眉头紧锁，声音里带着一种深切的痛心和毫不掩饰的劈判：
“李卫东同志的这种行为，性质极其恶劣，影响极其严重！
这绝不是简单的个人错误，而是对组织原则的严重背叛，是对格命事业的公然挑战！
对这种行为，必须进行最严厉的劈判和坚决的抖争！
我本人对此感到无比愤慨和痛心！我完全理解并坚决拥护工宣队代表组织对此事的严肃处理！”
（注：有些错别字用词，是规避审核的必要改动，请谅解。审核的尺度也是一直在变化，有的时候可以，有的时候就不可以。）
谈到李卫东平时在秘书组的表现，他语气转为一种客观的陈述，内容详实，层次分明：
“李卫东同志在工作能力上，是有一定基础的，处理日常事务也算熟练。但是……”
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严肃，“他的个人主义思想比较严重，具体表现在：嫉妒心非常强，尤其见不得其他同志，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同志，在工作上取得成绩、得到领导肯定。
每当这种时候，他的情绪反应就比较负面。
在集体观念方面，也比较淡薄，不太愿意主动参与集体活动，有时显得游离在外。
工作中协作精神不够，有时只顾自己那一摊，显得不够团结。
为人方面……”
阳光明略作停顿，似乎在斟酌用词，“有时显得不够坦诚，不够光明磊落，会有些……小算计，比较计较个人得失。这些，办公室的同事应该都有所感觉。”
关于张玉芹和李卫东之间是否存在深刻矛盾以及陷害可能，阳光明的回答更是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据我平时在办公室的观察，张玉芹同志和李卫东同志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工作配合上的小摩擦，或者因为性格差异导致的口角争论。
比如对某个报表格式的看法不同，或者对某个通知措辞有分歧。但这些……”
他加重了语气，“都是些鸡毛蒜皮、非常具体的小事，完全属于正常的工作范围内的不同意见，或者性格上的磨合问题！
绝对上升不到你死我活、需要栽赃陷害的地步！
说张玉芹同志会陷害他，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毫无根据！”
阳光明的脸上浮现出强烈的愤慨，“李卫东同志昨天在楼梯口，面对组织检查时，那样不顾事实、信口雌黄地攀诬张玉芹同志，纯粹是狗急跳墙！
是极端不负责任的疯狂行为！是对格命同志之间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关系的严重破坏！是对秘书组团结的恶意中伤！
我对此感到非常震惊、非常愤慨和深深的痛心！这恰恰暴露了他思想深处更大的问题！”
他的回答逻辑清晰，立场鲜明，态度端正，与韩鸣谦、周炳生、张玉芹之前被询问时的说法高度一致，形成了一道严密的证言链。
尤其是关于张玉芹陷害动机的彻底驳斥，那番义正词严、充满感情色彩的论述，让老郑严肃的脸上微微松动，不易察觉地点了点头，眼中闪过一丝认同。
至于阳光明本人是否有嫌疑？
这个问题几乎没有被深入触及，甚至没有作为一个正式问题被提出。
李卫东自己后来在压力下虽反口喊冤，但并未再次攀咬阳光明。
更重要的是，昨天事发时，阳光明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从早到晚，包括张玉芹、周炳生在内的多位同事都能证明他没有进过秘书组办公室，也就未曾接触过李卫东的办公桌和私人物品。
这些早已形成了一道无形的、看似无可辩驳的防火墙。
老郑和年轻人在询问前显然已经掌握了这些关键情况，他们的提问重点始终牢牢锁定在李卫东的“思想本质”和排除张玉芹的嫌疑上。
对阳光明，更多是例行公事地确认细节，走完程序。
询问过程持续了大约半小时。
老郑问得很细，每一个问题都像在夯实证据链的基石。
他的态度并不咄咄逼人，甚至在某些时刻带着一种引导性的、近乎“友善”的平稳，显然心中早已有了倾向性结论，这场问话更像是为了完善卷宗。
年轻的记录员则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地记录着，钢笔划过纸张发出单调而持续的“沙沙”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
最后，年轻人停下笔，将记录本推到阳光明面前，指着下方空白处：
“阳光明同志，这是根据你刚才的陈述所做的笔录，请你仔细过目，看看有没有记录不准确、表达不清晰或者与你原意有出入的地方？
如果没有异议，请在下方签名确认。”
他的声音带着新人的一丝紧张。
阳光明没有忘记韩鸣谦近乎严厉的叮嘱。
他双手接过记录本，看得非常仔细，逐行逐句地核对，目光在字里行间缓缓移动，仿佛在阅读一份重要文件。
内容确实是他所陈述的，措辞虽然官方化、书面化，但核心意思并无偏差，没有添加或删减关键信息，也没有出现可能引起歧义的诱导性词汇。
他拿起桌上那支公用的笔尖有些干涩的钢笔，在桌角那个印着“魔都墨水厂”字样的红墨水瓶里蘸了蘸，让暗红的墨水浸润笔尖。
然后，在记录员指出的位置下方，工整地一笔一划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阳光明”三个字，力透纸背，清晰端正。
“好了，感谢你的配合。”
老郑接过记录本，目光锐利地扫了一眼签名，语气稍微缓和了些，但依旧保持着距离感。
“这是我应该做的，郑同志。”阳光明站起身，微微颔首，转身退出了这间弥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