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玉芬同志的工作安排在京都，等以后你毕业了，一家人就能在京都团聚，不用再分隔两地。
既能解决玉芬同志和老太太的生活保障问题，也能让你安心学习，无后顾之忧。
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对家庭的未来是最好的安排。
他对这件事很上心，几乎是动用了自己能动用的所有关系。
考虑到玉芬同志是解放后的老党员，政治可靠，又做了多年的村妇女主任，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有这个基础在，他特意联系了一位转业到市里某重要部门工作的老战友。
那边反馈说，玉芬同志的个人条件不错，党员身份加上基层工作经验，完全符合相关政策中的一些内部指导意见。
工作的事情，经过一番努力，基本上已经落实了，就在妇联系统，具体单位还没有最后落实，但大方向不会变了。”
杨政委摊了摊手，脸上露出一丝“无巧不成书”的感慨：
“你看，事情就是这么巧。
建雄那边刚把路子跑得差不多了，各个环节都打了招呼，还没来得及跟家里通气，你这头就主动找了过来，为的还是同一件事。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们爷俩想到一块去了，都盼着家里人能好，都希望玉芬同志和老太太能有个安稳的着落。
这份心，是一样的。”
这个意外的情况，确实让阳光明有些措手不及。
他预想过各种艰难谈判、据理力争的场景，甚至做好了长期“斗争”的心理准备。
却唯独没料到，那个原身心存怨怼、认为对家庭不负责任的父亲，竟然早已无声无息地在不为他们所知的地方，为他们铺好了前路的一部分。
这种过于顺利的展开，这种来自“对立面”的主动援手，反而让他一时之间不知该作何反应。
是应该感到欣慰吗？还是应该保持警惕？或者，是对过去多年怨恨的一种讽刺？
以他两世的阅历，此刻心头也是五味杂陈，各种念头纷至沓来，理不清头绪。
杨政委见阳光明陷入沉思，眉头微蹙，知道这个消息对他冲击不小，便没有再出言调侃，而是耐心地等待他消化这些信息。
片刻后，杨振华继续将阳建雄的安排和盘托出，希望能进一步打消阳光明的疑虑：
“建雄已经提前咨询过了相关政策。
玉芬同志有了正式工作之后，就可以按照相关规定，作为单位正式职工，把户口迁到京都来。
珊珊是未成年子女，户口可以随母亲一起迁过来，这样上学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可以就近安排到好学校。
至于你奶奶……”
杨政委看向阳光明，目光中带着安抚，“老家村里已经没有直系亲属，她年纪大了，需要儿子赡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按照规定，她的户口也可以以投靠子女的名义，迁过来和你父亲一个户口。
等玉芬同志的户口落定之后，老太太提出要求，她的户口也可以和你母亲合并一起，操作上应该没有问题。
这些关键环节，建雄都已经提前咨询清楚，政策上是允许的，不会有大的障碍。
他办事一向谨慎，尤其是涉及到家人，更是反复确认，确保万无一失。”
杨政委语气肯定，给了阳光明一颗定心丸，同时也间接塑造了一个细心负责的父亲形象。
“现在唯一还没有完全落实的，就是住房问题。”
杨政委话锋一转，提到了现实的困难，语气也变得务实起来，“这需要等玉芬同志正式报到、工作关系转入之后，根据单位的实际情况和房源情况，才能按照职工的资历和家庭人口，申请分配到相应的住房。
不过，光明，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以玉芬同志刚参加工作的资历和岗位，就算能分到房，面积肯定也不会太大，条件可能比较简陋，很可能只是简子楼里的一个单间，或者是两间平房。”
听到住房问题，阳光明从复杂的思绪中回过神来，他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对于这个时代的住房紧张状况，他有着比常人更深刻的认知。
“杨政委，分房按政策来，我们理解。
组织上能解决工作户口，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不管面积大小，先有个落脚的地方就行，总比在农村提心吊胆、朝不保夕要强得多。
我们能吃苦，也愿意克服困难。”
他顿了顿，觉得有必要将自己的另一个想法说出来，这关系到家人未来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奶奶的适应问题。
“不过，关于住房，我其实还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如果……我是说如果，有合适的私房转让，比如独门独院的院子，或者面积稍大一些、能保证基本生活空间的私房，我们更倾向于选择这种方式。”
他看到杨政委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便详细解释道：“主要是考虑我奶奶，她在农村生活惯了，住惯了宽敞的平房，有自己的小院儿，可以晒太阳、活动筋骨。
一下子住进单元楼里，空间狭小，上下楼梯也不方便，周围没有熟悉的邻里环境，她可能会感到憋闷、不适应，对身体反而不利。
如果有个院子，哪怕小一点，她能摆弄摆弄，种点蔬菜，有点事做，有点念想，也能更快地适应城里的生活，对身体和精神都有好处。
我娘白天工作，珊珊上学，有个院子，奶奶也能有个活动的空间，不至于整天困在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发呆。”
光明的这个提议，显然出乎了杨政委的意料，或者说，完全不在阳建雄之前的考虑范围之内。
杨政委沉默了片刻，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椅子扶手，脸上露出些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