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李副官先查到了。”
他将文件推到李副官面前，表情坦然。
李副官接过文件，仔细翻阅。上面盖着“高雄顺风船务公司”的公章，还有冲绳一家贸易公司的日文印章，看起来一切正常。但他显然不会轻易相信。
“沈老板准备得很周全啊。”
“做生意嘛，凭证单据最重要。”林默涵笑着说，“李副官要是还不放心，可以亲自打电话去船务公司核实。他们的经理姓陈，是我多年的朋友了。”
这是一步险棋。林默涵知道李副官很可能真的会打电话核实，所以他必须确保船务公司那边不会出纰漏。幸运的是，那位陈经理确实欠他一个人情——三个月前，林默涵帮他打通了海关的关系，解决了一批滞港的货品。
李副官盯着林默涵看了足足十秒钟，似乎在判断他是否在说谎。最后，他合上文件，站起身：“既然沈老板有凭有据，那可能是我们多心了。不过最近时局紧张，上面要求严格排查，还希望沈老板理解。”
“理解，完全理解。”林默涵也站起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李副官和两位兄弟冒着大雨过来，实在辛苦。这点茶钱，就当是给各位买点热茶暖暖身子。”
信封不厚不薄，恰到好处。
李副官没有推辞，接过信封时手指在封口处轻轻一捏，显然是在确认厚度。他脸上终于露出一点笑意：“沈老板太客气了。那今天就到这里，不打扰您做生意了。”
“我送送各位。”
林默涵将三人送到门口，目送他们的黑色轿车消失在雨幕中，脸上的笑容才慢慢收敛。
他转身回到办公室，关上门，背靠着门板长长吐出一口气。
衬衫的后背已经湿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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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没事吧？”老周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杯热茶。
林默涵接过茶杯，手指微微发抖——这是紧张过后的自然反应，他花了很大力气才在刚才的对话中控制住。“通知台北，李副官这条线开始起疑心了，让他们暂时停止从高雄港走货。”
“是。”老周顿了顿，“还有件事，魏正宏明天下午三点，在‘清心茶楼’约了高雄警备司令喝茶。”
林默涵眼神一凝：“消息可靠？”
“江秘书传来的。”老周压低声音，“说是要商量加强港口管控的事，可能会涉及我们那条秘密运输线。”
这倒是个意外收获。江一苇作为魏正宏的机要秘书，虽然暂时还无法接触核心机密，但这类行程安排的信息却是唾手可得。林默涵花费了整整八个月时间，通过各种关系才将江一苇发展为内线——不是用金钱，也不是用威胁，而是找到了江一苇唯一的软肋：他在大陆的母亲。
去年秋天，林默涵通过香港的关系，找到了江一苇在浙江老家的母亲，并辗转送去了一封信和一笔生活费。江一苇收到母亲亲笔信时，这个在军情局以冷酷著称的秘书，在办公室里独自坐了一整夜。
从那以后，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信息开始通过特定渠道传递出来。江一苇很谨慎，从不直接提供机密地文件，但会暗示某些会议的时间地点、某些排查行动的重点区域。这些信息足以让林默涵提前规避风险，甚至反过来利用这些信息布设陷阱。
“清心茶楼。”林默涵走到地图前，手指在高雄市区的某个位置停下，“二楼雅间‘听雨轩’，临街的窗户正对中山路。是个好地方。”
“您要亲自去？”老周有些担心。
“不，我去太显眼了。”林默涵摇摇头，“让阿文去。他刚来贸易行一个月，面孔生，就说是我让他去茶楼给客户送样品。”
阿文是组织上个月新派来的交通员，二十二岁，机灵得很，表面上是贸易行的学徒工。
“可是太危险了，万一被认出来......”
“所以得想个办法，让魏正宏的注意力不在茶楼里。”林默涵走到窗前，望着窗外连绵的雨幕，忽然有了主意，“李副官今天不是怀疑我们那批砂糖的去向吗？那我们就给他一点‘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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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三点，高雄港三号码头。
一艘名为“海鸥号”的货轮正在卸货，工人们冒雨将一袋袋砂糖从船舱搬到卡车上。突然，两个工人因为脚下打滑，一袋砂糖摔在地上，麻袋裂开，白色的糖粒撒了一地。
这本是码头常见的小事故，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引起了不远处监视特务的注意——在散落的砂糖中，竟然混着几个用油纸包裹的小包裹。
“那是什么？”一个特务警觉地走近。
工人们也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领头的工头弯腰捡起一个包裹，小心翼翼地打开。
里面是几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红色的标题：《新民主主义论》。
空气瞬间凝固了。
“不许动！”特务拔出手枪，大声喝道，“所有人站在原地！”
消息在十分钟内传到了军情局高雄站。
李副官亲自带队赶到码头时，现场已经被封锁。二十多个工人蹲在雨地里，抱着头，瑟瑟发抖。散落的砂糖在雨水中融化，混着泥土变成褐色的泥浆。那几个油纸包被小心地放在木箱上，雨水正一滴滴打在上面。
“查清楚了吗？”李副官问先到的特务。
“报告副官，一共发现五个包裹，都藏在砂糖袋子里。除了《新民主主义论》，还有《论持久战》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都是**的宣传材料。”
李副官戴上白手套，拿起一本小册子翻看。纸张已经有些受潮，但印刷清晰，显然是近期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