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更好的。
我想说爸对不起，我没能成为你希望的那种人。
他听不见了。
2021年8月9日。
我在殡仪馆守了七天。
时衍来吊唁。
他不知道我爸是谁，他只是从某个旧同事那里听说了消息。
他站在灵堂门口，没有进来。
他把一束白菊放在门边的椅子上。
然后他走了。
那束白菊。
和七年前我父母墓前的那束一模一样。
2022年1月1日。
新年第一天。
我把那份删掉的“证据”文件夹从回收站恢复了。
我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年。
2022年12月31日。
没有。
还是没有勇气。
2023年3月15日。
苏砚父亲当年的老部下找到了。
她在会议室里接待他，门关着，我站在茶水间门口。
隔着一道门，我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
但我看见苏砚出来时，眼眶是红的。
她把脸侧向窗户，站了三十秒。
然后她回办公室。
继续开会。
继续批文件。
继续做那个永远不会哭的苏砚。
——原来她也是硬撑。
2023年5月17日。
沈淮动手了。
他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意味着什么，林建勋给他的任务是“拿到核心算法的完整架构”。
他以为这是合法的商业情报收集。
他不知道他下载的那些代码，会让苏砚公司的新品发布会紧急叫停。
他不知道他的测试账号后门，是我四年前亲手留下的。
我留了四年。
四年里我无数次想修复它。
但我没有。
因为林建勋说：沈淮是我的人，他不是，但他是我的刀。
刀断了，没人会追查到刀匠。
2023年5月17日凌晨2:13。
苏砚登录服务器，删了那条日志。
她不知道我看见她了。
我那天晚上也在公司。
我坐在监控室，从十七个摄像头画面里，看着她走进机房。
她以为自己是唯一一个还醒着的人。
她不知道自己删掉的那条记录，四年前也是我亲手留下的。
——我留证据。
她删证据。
我们保护着彼此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
整整四年。
2023年7月9日。
时衍来找我。
不是约的，是他直接来公司门口等我。
他说：薛紫英，林建勋手里的那份“导师签名”文件，是不是你给他的？
我说是。
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你为什么现在告诉我？
我说：因为你要查他了。
他看了我一眼。
那是七年来他第一次认真看我。
不是看嫌疑人，不是看对手，不是看背叛者。
是看一个他曾经想要共度余生的人。
他说：那你自己呢？
我没回答。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023年11月9日。
七年了。
那家咖啡店还在翠苑路。
那块蛋糕也还有。
我在靠窗第三个卡座坐了一下午。
从下午两点到晚上七点。
我一个人喝了两杯咖啡。
没点蛋糕。
结账的时候收银的小姑娘问我：姐，你等人吗？
我说：不等了。
2023年11月9日深夜。
我把硬盘封进工会活动室那间废弃更衣柜的夹层。
还是那个位置。
1989年林建勋的第一份原始账目在那里躺了三十四年。
2023年5月17日苏砚删掉的那条日志截屏也在那里躺了半年。
我把七年来没敢交出去的一切都放进去了。
然后我给时衍发了一条短信。
我没有写落款。
“翠苑路18号工业园7号车间，废弃更衣柜，夹层。”
他收到了。
2023年11月12日。
今天是最后一天。
机票在口袋里。
布鲁塞尔。
一个从来没有林建勋、没有沈淮、没有四年前那道后门、没有七年说不出口的对不起的城市。
我想我妈了。
上次见她是2019年春节。
她问我：紫英，你什么时候带男朋友回来？
我说快了。
五年了。
我没有兑现。
这一次。
我把机票收进大衣内袋。
安检口排着长队。
我回头看了一眼出发层门外。
时衍站在那里。
七年前我离开他。
七年后他没有追我。
但他来了。
他在门外站了三分钟。
我也在门里站了三分钟。
我们隔着那道自动玻璃门。
谁都没有先动。
然后我转身。
走向登机口。
没有回头。
时衍。
那天的咖啡我喝了。
很苦。
和七年前你第一次带我来时，味道一样。
只是那天你帮我加了糖。
今天没有。
陆时衍把最后一页纸放回桌面。
窗外天已经黑了。
第二场雪还在下，窗台上积了厚厚一层。那盏闪烁的灯管不知道什么时候彻底灭了，只剩另一盏孤零零地亮着，把他的影子斜斜打在贴满便利贴的墙上。
他把薛紫英七年的日记理成一摞。
整整齐齐。
边缘对齐。
然后他从那堆A4纸最底下抽出一张——那是她离开前最后一夜写下的，没有存进硬盘，只是夹在那枚旧U盘的说明书封套里。
他看了三遍。
第一遍。
第二遍。
第三遍。
他把那张纸折起来。
放进大衣内袋。
七年前她给他买这条大衣时缝进内衬的那个暗袋——他以为只是装饰。
今天他才知道那不是。
那是她留给他最后的位置。
陆时衍站起身。
灯管还在闪。
他把会议室的灯全关了。
锁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