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但这已经是曹魏三公大臣点头的结果。
所以说，想打破旧有秩序，最大的掣肘便是旧有制度下的既得利益群体。
举孝廉、九品中正制的既得利益群体不言自明。
而天下大乱，旧有秩序同样走向混乱，正是重建新秩序的千载难逢之机，错过了便没有了。
光武建立的后汉，便因他是由豪强公选出来的『天下共主』，没能解决前汉所积两百年之弊，导致统一后不得不强化『君权神授』的概念以维持统治。
曹魏禅代，得到了大汉天命与九州之地，却也全盘接受了前后两汉所积四百年之弊。
兼并了大量土地、人口的豪族，在后汉演化为学阀世家，学阀世家又在曹魏演化为门阀。
世家门阀很强大，曹魏在世家门阀的拥护下，也很强大，这对于季汉而言，是挑战也是机遇。
现在的大汉或许有世家。
但居于高位，掌握实权的官僚，几乎无人出身门阀世家，更没有形成门阀利益共同体，如此一来，在这么一片废墟上重建新秩序的难度，远比曹魏小得多。
所谓『府兵制』，『农庄制』得以试行，甚至于眼下轰轰烈烈的冯翊扫蝗得以贯彻，全都因大汉上位掌权者全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理想奋斗，没有来自世家大族的掣肘与内耗。
『太学』亦然。
在决定设立太学以后，刘禅与丞相共同参详，并没有直接恢复两汉旧有的太学制度，而是仿效曹魏『五经课试法』，创立了更精密、更务实的『三舍法』，太学亦非从前只学儒家经典的太学。
太学如今分为四个学科。
儒学，算学，工学，农学。
明面上最重要、最根本的仍是儒学无疑。
其他几门学科，相当于挂在太学名下的杂学。
但实际上，大汉招募儒学博士的同时，大量向民间招募精通算学、工学、农学的士人、百姓，通过赏赐与待遇上的尊崇，让这些精通杂学之士将知识与经验传授、总结成书，甚至直接成为讲师。
至于配套的『三舍法』，便是为了更快地为大汉培养出有一定实务能力的官吏。
所谓『三舍法』，便是三种斋舍的意思，太学生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级。
外舍为初级，员额便是第一批太学生三千余人。
内舍为中级，员额三百。
上舍为高级，员额六十。
相当于外门弟子、内门弟子与亲传弟子的区别。
太学生按『斋』管理，每斋约三十人。
由于长安不像洛阳，被董卓付之一炬，有不少空出来的屋宅，于是实行寄宿制。
来自四面八方的太学生平日到太学上课，回到斋舍后，便与同斋生一起研究、自习。
太学会在春三月与秋九月组织两次考核，进行升舍公试。
『升舍』即为三舍法核心所在。
最关键的升舍，便依靠每年春秋两度的公试。
以儒学为例，考试虽仍旧考察经义，却不再以通晓经义为主，而更多考核学生处理实务的能力，以及他们对某一特定事件、政务的思考与处理能力。
这便是经义以外的『策论题』。
至于算学、农学，考核的同样是处理具体政务、庶务的能力。
外舍升内舍，名额暂定为优等五十人、良等二百五十人。
定额选拔，毫无疑问，便是通过持续高压的竞争，汰弱留强，确保最终人选的精英性。
进入内舍后，一旦再通过考核进入上舍，便是仕途坦荡了。
上舍生，最终考核，由朝廷大臣主考。
成绩分三等。
上等者可直接授官，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直接转化。
中等者则可以“守官”，也就是代理某县县尉、丞、长之职，跟在前辈身边打杂学习。
下等者，仍可继续留修。
非止如此，太学每月还会有学官主持的月度小试。
小试过后，学官负责评定太学生的课试成绩。
成绩分优、良、否三等。
积累一定的『优』，即可获得积分，假如积分攒够了却未能通过每年春考秋考，仍旧可以进入内舍，甚至上舍，不再是一考定终身。
此外，大汉在课试之外，还创设了典农官之制，太学生假若不能通过考核进入上舍，积分足够的话，可以选择成为典农官。
典农官名位初看不高，实则权责颇重，负责管理一两千农庄百姓，统筹生产、税赋、教化、赈济诸事，俨然半县之长。
朝廷明令，典农官若政绩卓著，经考核属实，将来也可直接升任小县的县长。
这便将官吏的选拔标准，从纯粹的经学学识，部分转向了实际的治理能力与政策绩效。
毕竟典农官这个职位本身就是最好的行政培训，成功者，无疑证明了自己具备管理一方的能力。
恢复天下，终究需要人来治理。
大汉苦于无人，更不愿好不容易打回来的江山，又交回到中原那群门阀世家手里。
只待将来荆州、中原郡县克复，原来大汉境内诸县县令、县长便可调任克复之县。
而这群主政一庄的典农官，将来便能直接晋升为小县县长，既解决了大汉无人的问题，也能保证他们确有治理一县的能力。
左冯翊临晋等地农庄能在剿匪、度荒、治蝗中高效运转，便有赖于一批不以经学见长，却强于实干的典农官付出的努力。
虽说制度草创，一切都显得有些仓促，粗犷，甚至连授课的博士、讲师都有些不足，长安太学生们大多时候还是在斋舍里自习、研讨，学生素质也参差不齐。
但在实践中摸索，并不断革新，效果却是比构想一个完美的制度再小心施行要好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