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高校调研，也和一些地方官员打过交道。其实给高校干部赋予行政级别，有一个很现实的考虑，就是方便和上级机关对接工作、争取资源。比如我们学校申报‘双一流’建设项目，需要和教育部、省教育厅沟通协调，如果学校领导没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在对接过程中就很难有平等的话语权。你想想，要是校长没有行政级别，去教育厅汇报工作，可能连分管厅长都见不到，更别说争取项目资金了。”
“而且如今机关与高等院校之间的干部流动异常活跃，许多高等学府的领导层皆是由教育厅、发改委之类的机构调任而来；与此同时，亦有众多高校中的官员被派往地方政府担任要职。如此一来一往的人事调动所依赖的正是彼此间行政等级的对等匹配关系。倘若贸然将高校干部身上背负着的那层行政头衔予以废除，那么这条沟通桥梁势必会轰然倒塌，这无疑将会给各大院校未来的成长带来巨大阻碍。”
***紧接着补充道：“依本人之见，导致我国各所高等院校逐渐走向行政化道路的罪魁祸首并非所谓的‘行政级别’，真正应当为此负责的其实是咱们国家独有的那种以政策为主导力量推动下的特殊办学模式。”他的这番言论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瞬间引爆全场气氛，令在座的全体师生皆惊愕不已，众人不约而同地纷纷竖起耳朵，全神贯注地聆听起***接下来的详细阐释。
“我们国家的大学，发展方向、资源分配都离不开政策导向。比如‘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建设，还有各种审核评估、分类发展政策，这些政策直接决定了高校的发展层次和资源获取能力。”***的声音提高了一些，“为了在政策导向的资源竞争中占据主动，高校就必须建立起对应的管理体系，配备足够的行政人员来对接这些政策，完成各种申报、评估、验收工作。这就是行政机构越来越庞大、行政工作越来越繁琐的根本原因。”
“张书记说得太对了啊！”科研处副处长赵刚激动地插话道：“您看咱们这科研处，那可是忙得不可开交啊！一年到头得跟好几十个项目渠道打交道呢——什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啦、社会科学基金啦、省重点研发计划啦等等等等……每一个项目可都是不一样的哦！它们各自有着独特的申报要求、评审标准以及验收流程。想要提升项目申报的成功率呀，光靠老师们自己可不行哟！我们必须得安排专业的行政人员去忙活才行呐！比如说吧，得给老师们搞各种培训活动；又比如呢，还得一份一份仔细审查那些申报材料；再比如说哈，要是涉及到跨学科合作这种复杂情况的时候，也只有依靠咱们这些行政人员去沟通协调咯！反正就是一句话，如果没有这些繁琐却又至关重要的行政工作作为支撑，好多老师的科研项目恐怕连申报都成问题，更别提后续的实施环节喽！”
赵刚这番感慨万千的话语，让一旁的林晓宇不禁回想起了自己当初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时的那段艰难历程。就在去年，他初次尝试申报这个国家级别的大项目，光是那份申报材料就前前后后改过至少十几遍！而在此期间，科研处的工作人员们更是不辞辛劳，不厌其烦地陪着他一起逐字逐句地推敲琢磨，甚至还主动帮忙联络了一些校外的权威专家前来给予具体的指导意见。尽管最终那次申报未能如愿以偿地获得成功，但通过与这些敬业负责的工作人员共同努力的过程，林晓宇着实收获颇丰，尤其是对于如何撰写高质量的申报材料方面，可谓是受益匪浅啊！如果没有科研处的行政支持，他可能连申报材料都无法顺利提交。
“那大家常说的‘教授治学’，在现在的行政管理模式下能实现吗？”又有人提出了新的疑问。说话的是历史系的博士生陈雨，她正在写关于高校治理模式的毕业论文，对这个问题格外关注。
“当然能实现，而且一直在实现。”***语气肯定地说，“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学校的领导班子，除了少数专职行政干部，大部分都是从教学科研一线成长起来的优秀专家学者。比如校长李建明，是国内知名的材料科学专家，院士；我本人也是文学院的教授，直到现在还带研究生。还有教务处、研究生院、科技处这些核心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学校都明确要求必须有教授职称、有丰富的教学科研一线工作经历，这本身就是‘教授治学’的重要体现。”
周启明也补充道：“除了领导班子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学校还有完善的学术治理机制。比如学术委员会，负责审议学校的学科建设规划、科研项目评审、学术不端行为查处等重要事项，委员会成员都是各学科的资深教授；还有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学位授予标准制定、研究生导师资格审核，成员也都是教授、专家。另外，教代会、工会也会定期收集师生的意见和建议，为学校的决策提供参考。”
“可是我听说，很多学术决策最终还是由行政领导拍板，教授的意见并没有真正被采纳。”陈雨追问，“比如有些学科的专业设置，明明不符合学科发展规律，但因为符合政策导向，行政领导就强行推动，学术委员会的反对意见根本没用。”
周启明叹了口气，神色有些复杂：“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不能因此否定‘教授治学’的作用。学术意见和行政决策之间，有时候确实会存在矛盾。教授的意见往往更注重学术本身的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