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至东协。
我在那个充满了烟味的记者室里，手在发抖。
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我知道这意味著什么。
前几天，当消息刚从东京传出来，说教授遇刺时，国內还有人在私下叫好。
有些激进的同事甚至在喝庆祝的劣质威士忌，说这是报应，说这是给那个背叛我们的教授一点顏色看看。
他们觉得这是荆軻刺秦王，是壮举。
但我当时就想，荆軻最后也没有杀掉秦王。
而秦王的报復，那是血流漂櫓。
现在，报復来了。
不是飞弹，不是航母。
教授和尼克森甚至懒得动用军队。
他们只是签了几份文件，打几个电话，就把我们在高雄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那些工厂，那些冒著烟的烟囱，那些以此为生的几十万家庭，连根拔起。
这是比战爭更恐怖的杀人，战爭总有结束的一天，和平总会到来，看看现在的东京，但教授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可能绵延很久很久，甚至可能导致我们错过一个时代。
昨天，我还听到法兰西的代表在走廊里抱怨，说两百亿美元的防御资金是勒索，说欧洲还在考虑。
今天早上，当这份报纸摆上桌后，我看到那个法兰西人衝进了阿美莉卡代表团的办公室。
据说，他在十分钟內就代表巴黎同意了下来。
他们怕了。
他们看到了那个被摆上祭坛的牺牲品：也就是我们。
阿美莉卡用一把看不见的刀，在一夜之间肢解了一个几十年的盟友，给欧洲人充分见识到了得罪他们的下场。
杀鸡做猴成了我和同事们私下说的最多的成语。
我们成了那只鸡，而欧洲这群猴子，终於学会了乖乖掏钱。
刘鍇大使今天没有来办公室。
听说他病了。
我想，这不仅是病，是心死。
我们在联合国的席位还没丟，但我们的根已经被刨了。
没有了阿美莉卡的技术和订单，没有了经济发展的希望，我们还能撑多久？
我依然记得1970年的最后一天，我在日记里写道：这是记忆中最寒冷的冬天。
我没错。
这確实是最寒冷的冬天，因为这个冬天並没有隨著新年的钟声结束。
它跨过了年轮，变得更加漫长，更加刺骨。
教授没有死在东京。
但我们依靠依附强者而生存的幻觉，死在了东京大仓饭店的那个晚上。
窗外的雪下得更大了，把联合国的旗杆都盖住了。
我向窗外眺望的时候仿佛看到了高雄港的码头，那些原本等待装船的货柜堆积如山，那些年轻工人站在关闭的厂门前茫然无措。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许他们知道，但他们不知道將愤怒倾向何方。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因为另外一个和他们一样同文同种的华人的念头，就被轻描淡写地抹去了。
这个世界太残酷了。
弱者连选择死法的权利都没有。”
日记里写的没有错，刘错確实没有生病，但他也確实心死了。
此刻的刘鍇坐在沙发上，裹著厚厚的毛毯，整个人显得格外苍老，手里拿著《纽约时报》，甚至没有心思起身迎接前来拜访他的潘文渊。
“是真的吗？文渊。”刘鍇在问一个明知故问的问题。
“是真的，大使。”
潘文渊低下头，看著茶杯里浑浊的茶汤，这茶还是他自己泡的，佣人休息了，刘鍇从见到到现在一直都是魂不守舍的样子。
“今天上午，普林斯顿收到了总部的加急指令，不是建议，是死命令。
撤销所有向高雄加工出口区转移电子元件生產线的计划。
正在装船的设备全部卸货。已经运到的，”潘文渊停顿片刻后，声音有些颤抖，“就地销毁，连模具都不留。”
“销毁...”刘鍇喃喃自语，“一步错步步错，这是焦土策略。”
“比那更糟。
商务部把半导体技术列入到了最高级別清单中，”潘文渊抬起头：“大使，您知道这意味著什么吗？这意味著我们不仅仅是失去了现在的订单，我们的未来被切断了。
我原本有一个构想，想利用rca的技术，帮助你们从简单的组装向集成电路製造转型。
那是下一个时代的石油，但现在...”
潘文渊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1970年，潘文渊任职於rca普林斯顿实验室担任微波研究室主任兼副总裁。
他在rca工作了25年，1945年入职，在公司內部地位很高，深受信任。
潘文渊撰写了《积体电路计划草案》，並牵线搭桥让刘鍇所在方向rca支付巨额学费，引进了半导体技术。
他是后来的台积电、联电的奠基人之一。
也正是因为他在rca的高层地位，刘错他们才会选中rca作为技术转让方。
“教授已经彻底砍断了这条路，在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扼杀了我们的未来。”
刘鍇长嘆了一口气，把剪报扔在茶几上。
“我们给了他递刀的理由，文渊，那个刺客，那个愚蠢的、该死的刺客。”
潘文渊心里闪过一个念头，是刺客愚蠢吗？恐怕真正愚蠢的那位，你不敢指责。
“他急了，”潘文渊明面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实则非常失望：“士林官邸大概以为，只要杀了教授，阿美莉卡就会回心转意。
他不明白，现在的世界不是三十年前了。
他更不明白，教授不是一般的华人，甚至不是一般的白人。”
刘鍇看著窗外的飞雪没有接话：“他们不明白教授到底意味著什么，台北离纽约还是太远了。”
大使站起身，颤巍巍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