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
他们不仅要现在的韩国，还要过去的韩国，更要未来的韩国……都变成符合他们“业力”秩序、供奉他们“神灵”的完美牧场。
“嗬……嗬……” 李秉煜喉咙里发出破风箱般的喘息，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一种深彻骨髓的、目睹文明根脉被掘的寒意。
他不能忍。
他可以退休，可以被边缘化，可以看着自己那一套“国家规划”、“产业政策”的理论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但他绝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亲身经历、参与、并为之痛苦和骄傲过的历史，被如此无耻地篡改、漂白，并沦为邪恶学说篡国的垫脚石。
他缓缓坐直身体，尽管背脊因为年龄和久坐有些僵硬。他拿起那张危险的复印纸，走到墙角的保险柜前，打开，将其锁入最深处，和那份记录着他几十年官场生涯隐秘观察的皮质笔记本放在一起。
然后，他没有开大灯，而是就着台灯昏黄的光，拉开了书桌最底层的抽屉。里面没有文件，只有一部老式的、黑色胶木外壳、带转盘拨号键的保密电话。电话线是特制的，直接连接某个几乎被遗忘的、物理隔绝的安全线路。
他拿起听筒。冰凉的塑料贴在耳廓上，带来一种奇异的镇静。他伸出食指，搭在转盘的第一个数字孔上。
咔哒。
转盘回转的清脆声响，在死寂的书房里格外刺耳，像扣动一把老式****的击锤。
咔哒。咔哒。
他一圈一圈，缓慢而稳定地，拨出了记忆深处的第一个号码。那个号码的主人，是前《中央日报》调查报道局局长崔仁浩，一个因为报道财阀黑幕而被“提前荣退”、但骨头从未软过的老记者。
电话响了五声，被接起。那头传来一个警惕而低沉的声音：“喂？”
“仁浩，是我，秉煜。”李秉煜的声音平稳，没有任何寒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呼吸声明显加重。“……这个时间，这个电话。出事了？”
“出大事了。”李秉煜看着窗外沉沉的、被城市光污染染成暗红色的夜幕，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有人，要把我们经历过的那几十年，从历史书上……抹掉。不是涂改，是漂白。漂白了，再印上别的东西。”
“……说清楚。”崔仁浩的声音绷紧了。
“电话里说不清。明天下午三点，老地方，你知道的。叫上绝对信得过的、还有血性的、记得‘我们’是谁的人。”李秉煜顿了顿，“真正的‘自己人’。”
“明白了。”崔仁浩没有多问一个字，“还有谁？”
“在明，志勋，基宪，敏淑……你联络你能确认的。我联络我能确认的。”李秉煜报出了几个名字，金在明（前检察官）、朴志勋（前国税厅稽查官）、张基宪（经济学家）、宋敏淑（前法务部官员）。
“好。”崔仁浩干脆地答应，“小心电话。”
“你也是。”
电话挂断。忙音短促。
李秉煜放下听筒，没有停顿，食指再次搭上转盘。
咔哒。咔哒。咔哒……
拨号声在寂静中持续响起，像为一场无人知晓的葬礼，敲响着微弱而执拗的丧钟。
而钟声呼唤的，是那些散落在首尔各处、同样在漫长黑夜里辗转反侧、或在麻木中感到隐隐不安的，最后的……
汉江残响。
二、 故纸堆中的集会
第二天下午，龙山区，国立中央图书馆。
李秉煜像普通读者一样，刷了老年证，慢悠悠地穿过报刊阅览区，绕过社会科学图书部，在标识着“古籍修复室（闲人免进）”的走廊前，向管理员微微点头。管理员是个头发花白、眼神浑浊的老人，似乎没看见他，只是低头擦拭着手中的铜质书档。
李秉煜推开厚重的隔音门，又经过两道需要不同权限卡和密码的内门，最后来到地下二层最深处的备用会议室。空气里有陈年尘埃和书籍防腐剂的味道，混杂着一丝新鲜咖啡的苦涩香气。
他是第三个到的。崔仁浩已经到了，坐在角落阴影里，手里捧着一杯早已凉透的咖啡，目光锐利地扫视着门口。前国税厅的朴志勋坐在他对面，正用一块绒布，无意识地反复擦拭着自己的黑框眼镜，这是他紧张时的习惯。
“秉煜兄。”崔仁浩点了点头。
“李次官。”朴志勋戴上眼镜，低声打招呼。
李秉煜摆摆手，示意他们不必拘礼。他走到主位坐下，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等待。
几分钟后，前大检察厅的金在明推门进来，脸上那道旧伤疤在昏暗的光线下更显狰狞。他反手锁好门，对众人点了点头，默默坐到一边。接着是经济学家张基宪，抱着一摞厚厚的资料，神色凝重。最后是前法务部的宋敏淑，她穿着一身不起眼的深色套装，表情是惯常的严肃，但眼下的乌青透露着她的疲惫。
七个人。这就是李秉煜在一天之内，能够确认、联系上、并且愿意冒险前来的全部“自己人”。他们平均年龄超过五十五岁，都已离开权力核心，或在边缘徘徊。他们代表着这个国家曾经引以为傲的专业官僚体系、司法调查、新闻监督和学术研究的某个侧面，如今却像被时代潮水抛弃在岸边的、沉默的礁石。
“都到齐了。”李秉煜开口，声音在隔音极好的房间里显得有些沉闷。他没有废话，从随身的旧公文包里，取出那份复印纸的复印件——原件已销毁，这是他用最原始的手抄方式，在凌晨时分重新誊写的，确保没有留下任何数字痕迹。
他将纸推到桌子中央。“先看看这个。朴成焕教授昨天送来的。关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