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另一方面又把我们的前景毁灭殆尽，一则消息和一只烤羊羔的味道宣告了我们这次行动的根本理由已不复存在。洞中黑黢黢的，我尽量让我的烟燃得久一些，只觉得此刻无法允许自己接受路易斯死亡的现实，我只能把它当作我们作战计划中的一条，因为要是巴勃罗也死了，按照路易斯的意思，我就要领头，这事儿中尉和所有的同伴都知道，我只能接过指挥权，带大家进到山区，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战斗。我感觉自己闭上了双眼，记忆中的幻觉再一次浮现，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路易斯摘下了自己的脸，递给我，我用双手护住自己的脸，说：“不，不，别这样，路易斯。”当我重新睁开眼的时候，中尉已经回来了，正查看着丁第的情况，丁第呼吸得越发急促了。中尉说，又从山上来了两个小伙子加入我们，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弹药，油炸甘薯，一只小药箱，政府军在东边的山里迷了路，离这里五十米远有一眼清澈的山泉。但他没有看我的眼睛，他嘴里叼着香烟，好像是在等我开口说点什么，等我首先提起路易斯。
接下来的事情像一个模模糊糊的空洞，血液渐渐离开了丁第，丁第渐渐离开了我们，山民们自告奋勇去埋葬他。尽管山洞里到处是呕吐的秽物和冷汗的气味，我还是留在里面想休息一会儿，奇怪的是，我突然想起了过去最要好的一个朋友，那时我还没有中断我的人生轨迹，突然远离我的国家，不远万里，来到路易斯这里，来到这个岛上登陆，来到这个山洞之中。我算了算时差，想象着就在此刻，星期三，他也许快要到他的医院了，也许正把他的帽子挂到衣架上，翻一翻收到的信件。这并不是我的幻觉，我想，这些年来我们在城里住得那么近，经常在一起谈政治，谈女人，谈我们读的书，每天在医院里见面；他每一个表情我都是那么熟悉，那些表情已经不再只属于他，而是包含了那段岁月里我的整个世界，包括我自己，我的女人，我的父亲，我的报纸和报纸上那些夸大其词的社论，我中午和值班医生一起喝的咖啡，我读的书，我看的电影，还有我的理想。我问自己，我的朋友对这一切，对路易斯，对我，都会怎么看待，我仿佛在他的脸上看到了答案（可这一定是发烧的缘故，该吃些奎宁），一张自鸣得意的脸，上面写着舒适的生活，优选的出版物，一把得心应手、声誉良好的手术刀。甚至不用他开口我就知道他要对我说，你这场革命只不过是……没有必要，就是这样，这些人不可能接受一场革命，因为这会使他们种种行为的真实意图都大白于天下，比如他们会按时定点地发些不费吹灰之力的善心，中规中矩地分摊善款，和同类人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显得天真无邪，在沙龙里大谈反种族主义，可是伙计，这姑娘怎么竟然要嫁给一个白黑混血儿呀，他们信天主教，每年拿股息，在旗帜飘扬的广场上参加各种周年庆典，他们木薯一般索然无味的文学，限量本和纯银装饰的马黛茶具构成的民间文化，卑躬屈膝地参加外交会议，或早或晚迎来无可避免的死亡（奎宁，奎宁，我的哮喘又发作了）。可怜的朋友，我想想就替他难受，他像傻瓜一样维护着那些注定会随他而去、再好些也会随他的子女而去的虚假的价值；他自己拥有的只不过是一家医院和一座颇为讲究的房子，却维护着封建权力之下的产权和毫无限度的财富；他太太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天主教迫使他到情人们身上去寻找安慰，他却不遗余力地维护着教会的原则；警察在到处关闭大学、审查出版物的时候，他却仍维护着某种所谓的个人自由；维护这一切，不过是出于恐惧，他对革命心存畏惧，他怀疑，他不信任，因为在他生活的那个可怜迷惘的国度里，这些就是全部的神圣。我正想着，突然中尉一路小跑进了山洞，大喊着路易斯还活着，说刚刚和北边联系上了，路易斯活得好好的，他带了五十个山民上了山，他们先前在一片洼地里偷袭了一个营的政府军，弄到了不少武器。我们像傻子一样互相拥抱，说了一大堆后来好长时间里都让我们一想起来就脸红的话，因为只有这个，再加上吃烤羊羔肉、向前进，才是唯一有意义的事，唯一重要而且越发重要的事，在那一刻，我们都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我们用同一根木柴点燃各自的烟，然后擦干被烟熏出来的眼泪，大家都知道，烟当然是有催泪功能的。
接下来的事情就没什么可讲的了，天亮以后，一位山民带中尉和罗贝托去到巴勃罗和他的三个同伴那里，中尉托着巴勃罗的手臂把他抱起来，因为他的两只脚已经在沼泽里泡得伤痕累累。我们总共有二十个人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巴勃罗一把拥住了我，嘴上还叼着烟就对我说：“只要路易斯活着，我们就有希望。”我给他那双脚打上漂亮的绷带，小伙子们和他开起了玩笑，因为他就像是穿了一双洁白的新鞋，说像他这样不合时宜地显摆，他哥哥会骂他的。“那就让他骂好了，”巴勃罗猛抽了几口烟，也开起了玩笑，“想要骂人，就得活着才行啊，伙计，他活着，活得好好的，比鳄鱼还精神，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上坡路了，瞧瞧，你这不是给我打上绷带了吗，真够奢侈的……”但是好景不长，太阳一出山，子弹便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打来，我的耳朵中了一枪，如果稍稍准上两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