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的房间有多臭，乔尼盖在毯子下面的身体还在不停地出汗。我走进一家咖啡馆，想喝杯白兰地清洗一下口腔，也许还想清洗一下记忆。我满脑子都是乔尼说的话、他说的故事、他眼中那些我看不到或者压根就不想看到的东西。我开始考虑后天的演出，它像一服镇静剂，像一座桥，从柜台前向未来延伸出去。
如果一个人心里完全没底，最好的办法就是找点事情做，仿佛抓住一只救生圈。两三天后，我觉得自己必须要调查一下，看看是不是侯爵夫人给乔尼·卡特搞来的大麻，于是去了蒙帕纳斯 [8] 的录音棚。侯爵夫人真的是一位侯爵夫人，她从侯爵那里搞到了成堆的钱，尽管他们因为大麻或者类似的原因离婚已经有好一阵子了。她和乔尼是在纽约认识的，也许就在乔尼一举成名的那一年：有人提供了一次机会，让他和四五个喜欢他音乐风格的小伙子组了个乐队，乔尼平生第一次可以尽情演奏，于是他的才华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现在不是评论爵士乐的时候，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我写的书，是关于乔尼和战后爵士乐新风格的，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四八年——或者说一直到五〇年这段时间——发生了一场音乐爆炸。这场爆炸是冷冰冰的，无声无息，爆炸过后，所有东西都屹立在原位，没有哭喊也没有废墟，然而传统的坚硬外壳已经被炸得粉碎，就连传统的捍卫者（有乐队也有听众）也开始怀疑从前热爱的事物对他们来说是否依然如故。因为自从乔尼吹响了高音萨克斯风以后，听众就无法继续欣赏以往音乐家的演奏、认定那就是天籁之音。为了粉饰这种妥协，听众只能将其称为“历史感”聊以自慰，说以往的任何一位音乐家都是无与伦比的，而且在“他自己的年代”仍然不可超越。乔尼像一只手，将爵士乐的历史翻了一页，就是这样。
侯爵夫人对音乐的感觉像惠比特猎犬那样敏锐，她一直对乔尼和他乐队的朋友们无比敬仰。我猜在33号酒吧时期，她就在他们身上砸了不少美金，那时候绝大多数评论家都在拼命抨击乔尼的唱片，用一些老掉牙的标准对他的爵士乐评头论足。很可能也就是在那期间，侯爵夫人开始时不时地跟乔尼共度春宵，跟他一起吸大麻。在录音之前或者是音乐会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常常看到他们在一起，乔尼在侯爵夫人身边看上去无比快活，尽管兰和孩子们就坐在某个包厢里，或者在家里等着他。不过乔尼从来不懂得什么是等待，也不懂得去想有人在等他。就连他抛弃兰的方式也是典型的乔尼做法。我看过他从罗马给兰寄的明信片，那是在他没通知兰就跟两个音乐家一起爬上飞机，消失了四个月以后。明信片上画着罗穆路斯和雷穆斯 [9] ，这两位总是让乔尼觉得很好玩（他的一张唱片就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他在上面写道：“在种种爱的包围中孤身前行。 [10] ”摘自狄兰·托马斯一首诗的第一行，那个时候乔尼一直在读他的诗。乔尼在美国的几位经纪人做了些安排，从他的收入里扣掉了一部分交给兰，兰也很快发现自己离开乔尼不是一笔糟糕的买卖。有人跟我说过侯爵夫人也资助过兰，但是兰并不知道那笔钱来自何处。这事儿不奇怪，因为侯爵夫人久经世故，慷慨得毫无底线，就像每次朋友们成群结队上她家去的时候，她都会拿出蛋饼招待那样，她仿佛拥有一张永恒的蛋饼，内容包罗万象，随时都可以取出一块，以备来客需要。
我到的时候，侯爵夫人正和马塞尔·加沃提还有阿特·博卡亚在一起，他们恰好在讨论乔尼前一天下午的录音。他们看到我，像是见到天使降临一般。侯爵夫人抱着我亲了又亲，直到亲不动了才停下；小伙子们一个是贝斯手，一个是中音萨克斯风手，他们使劲拍打着我，下手毫不留情。我只好躲到一张沙发后面，尽可能地保护自己，他们这么疯狂是因为得知我帮乔尼搞到了一支绝妙的萨克斯风，乔尼刚用它录了四五支无与伦比的即兴曲目。侯爵夫人随后说乔尼是只肮脏的老鼠，因为他跟她闹翻了（她没说为什么闹翻），肮脏的老鼠很清楚自己只有跟她好好道歉才能拿到支票去买萨克斯风。自然，乔尼从回到巴黎起就没想道歉，而他们似乎是两个月前在伦敦吵的架，所以就没人知道他在地铁里弄丢了那支倒霉的萨克斯风，诸如此类。侯爵夫人一开口说话，就会让人琢磨她是不是染上了迪齐 [11] 风格，用词出其不意地跳跃，充满了各种变体，滔滔不绝。最后侯爵夫人一捶大腿，开始大笑起来，就像是有人在玩命地挠她痒痒。趁着这当口，阿特跟我说了昨天录音的细节。因为我妻子得了肺炎需要照顾，我没能去成录音现场。
“蒂卡可以作证，”阿特指着笑弯了腰的侯爵夫人说，“布鲁诺，在你听到那几张唱片之前，是无法想象它们有多妙的。如果昨天上帝显灵的话，相信我，他肯定就待在这间该死的录音棚里。顺便说一句，录音棚里热得像炼狱一样。你还记得《杨柳树》 [12] 吗，马塞尔？”
“记得，”马塞尔说，“谁问谁白痴，我从头到脚都文满了《杨柳树》。”
蒂卡给我们端来高杯酒，让我们舒舒服服地聊天。我们其实没怎么谈昨天录音的事，因为任何音乐家都知道这种事情无从谈论，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