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个恼；我们不喜欢强行加入他人与阴影的对话之中，那是傲慢无礼的行为。但是，如果我堂姐通过不慌不忙的调查，怀疑在带顶庭院或是客厅里出现了虚伪的征兆，那么全家人会立即穿上最好的衣服，等待葬礼开始，无可阻挡地逐一登场。
在帕西菲克街区，活动几乎总在摆着花盆、放着电台音乐的庭院里举行。在这种场合，邻居们会关掉广播，只留下茉莉花和家属靠着墙壁交错安放。我们逐个抵达，或者两人一组，向丧亲家属们致意，很容易就能认出他们，因为他们一看见有人进来就开始哭泣，然后我们在某位近亲的护送下，在死者面前鞠躬。一两个小时以后，全家人都出现在了死者家里，但是，虽然邻居们对我们非常熟悉，我们仍表现得就像每个人的到来都有自己的缘由，相互之间几乎不说话。一种精确的办法指导着我们行动，在厨房里、在甜橙树下、在卧室里、在玄关挑选交谈的对象，时而走到庭院里或者大街上抽烟，或者在街区里散步，就政治观念和体坛动向展开交流。无须太久就能探明近亲的感受，啤酒、甜马黛茶和帕尔蒂库拉淡型香烟就是通向秘密心事的桥梁；午夜以前，我们便足以确认可以毫无愧疚地行动。一般来说，我的小妹负责第一次出击；她熟练地来到棺材旁边，用一条紫色的手帕盖住眼睛，开始哭泣，起初，她静静地流泪，把手帕浸湿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然后是抽泣，急促的喘息，最后爆发出可怕的号哭，邻居中的妇女们不得不把她送到为这种紧急情况而准备的床上，让她闻橘花水并安慰她，与此同时，其他的妇女忙着照顾突然被这场危机感染的近亲们。一时间许多人聚集在灵堂门口，他们小声提问、交流信息，邻居们则耸耸肩。家属们由于必须竭尽全力而深感疲惫，他们开始收敛自己悲痛的表现，就在此时，我的三个从堂姐妹开始哭泣，她们哭得自然，没有叫喊，但又如此动人，以至于家属和邻居大为忌妒，他们意识到当其他街区来的陌生人都如此悲痛的时候，他们不能这样在一旁休息，于是再次加入了集体哀悼的行列，再次需要腾出床位，给年长的女士扇风，给抽搐的老头放松腰带。我和我的兄弟们通常等到这个时刻才会走进灵堂，去到棺材旁边。尽管显得非常奇怪，但我们是真的深感痛苦，每次听到我们的姐妹们的哭声，那无尽的伤痛就会填充我们的胸膛，并让我们想起童年，比亚·阿尔贝帝纳附近的田野，在班菲尔德的罗德里戈将军大街上拐弯时吱嘎作响的电车，诸如此类总是让人非常伤感的事情。我们只要看见死者交叠的双手，就能突然泪流满面，不得不羞愧地遮住脸，我们是五个真正在葬礼上哭泣的男人，与此同时，丧亲家属们绝望地攒出力气，向我们看齐，他们感到不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必须证明这场葬礼是属于他们的，只有他们有权利在这座房子里这样哭泣。但是他们人数很少，而且缺乏真情（我们通过我最年长的从堂姐那里了解到这一点，这为我们增添了力量）。他们徒劳地积攒抽泣和晕厥，和他们团结一心的邻居们给予他们支持，送上安慰，并考量局面和情势，把他们送去休息，又把他们送回来重新加入战斗，这些同样是无谓的努力。现在，我父母和我大伯接力替换了我们，这几位老人的痛苦中有某样东西必须敬重，他们从洪堡大街前来给死者守灵，从街角算起，离这里足有五个街区。说话最有条理的邻居也开始词穷，丢下丧亲家属，去到厨房喝果渣酒，发表评论；几名家属在一个半小时的持续哭泣之后筋疲力尽，开始呼呼大睡。我们轮流主导局面，并且表现得像是没有任何事先准备；清晨六点前，我们成了葬礼毫无争议的主人，大多数邻居已经回家睡觉，家属们以不同的姿势躺倒，并带有不同程度的浮肿，黎明在院子里降临。在这个时间，我的姑妈们在厨房里准备了补充能量的点心，我们喝了煮沸的咖啡，当我们在玄关或卧室相遇时狡黠地对视；我们就像来来往往的蚂蚁，路过时相互摩擦触角。灵车抵达，一切已经准备就绪，我的姐妹们带着家属在棺材合上前与死者作最后的告别，她们支撑他们，安慰他们。与此同时，堂姐妹和兄弟们加快进程，把他们赶走，打断告别环节，然后自己留下同死者待在一起。家属们屈服了，迷失了方向，朦胧地意识到现状却无力应对，他们任由自己被带来带去，啜饮任何靠近他们嘴边的东西，用语无伦次的抗议回应我的堂姐妹和姐妹们亲切的请求。离开的时刻到来，家里挤满了亲人和朋友，一个无形但严密的组织决定了每个步骤，殡葬公司的负责人听从我父亲的指挥，棺材的移动遵从我大伯的指示。偶尔，最后一刻赶来的家属们愤怒地吵闹着要求恢复自己的权利；可邻居们已经确信，一切理应如此，后者恼火地看着他们，强迫他们住口。我的父母和叔伯们安坐在灵车上，我的兄弟们登上了第二辆车，我的堂姐妹们裹着黑色和紫色的三角披肩，好心允许某位近亲也坐上第三辆车。剩下的人各自找车搭乘，有些家属不得不坐出租车。一部分家属因为清晨的空气在漫长的旅途中恢复了精神，试图谋划在墓园里进行一次复辟，他们即将面临痛苦的幻灭。棺材刚抵达列柱廊，我的兄弟们就团团围住了丧亲家属或朋友们指定的祈祷师，很容易就能通过他逢迎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