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某天会读到它的人，和通常一样
已经迟了。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办公室对着一条阴暗的走廊，哈维尔喜欢走出办公室，抽着烟来来回回地走动，想象着左边那扇门后面的米雷耶。三年来，这是他第四次来日内瓦当临时工，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米雷耶都会热情地和他打招呼，邀请他和另外两名工程师、一名秘书、一名来自南斯拉夫的打字员兼诗人一起在五点的时候喝茶。我们很喜欢这个小仪式，它并非日常，因而并不机械，每隔三四天，当我们在电梯里或走廊上相遇的时候，米雷耶会邀请他和她的同事们在茶歇时间会面，这是他们在她的办公桌前临时决定的。或许她觉得哈维尔很可爱，因为他不会掩饰自己感受到的无聊和对于终止合同返回伦敦的希望。很难理解为什么会雇用他，总之，他对工作如此鄙夷，他在计算和设计时用日式收音机播放轻音乐，这些无不让米雷耶的同事们惊讶不已。当时，我们互相并不了解，米雷耶会在她的办公桌前待上好几个小时，为了见到她，哈维尔要在走廊里走上三十三个来回，徒劳地做着荒谬的尝试。但是，如果她出来，他们也只会随意地说几句话，米雷耶不会想到他在走廊上徘徊是因为他希望能看见自己出来，他如同游戏般徘徊着，好奇在游荡到三十三次之前，自己见到的会是米雷耶还是又一次失败。我们基本不熟，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人与人之间几乎不存在真正的了解，大家每周必须共处好几个小时，织成了友谊或敌意的蛛网，任何一阵假期或失业的大风都能把它吹散。在每年的那两周里，我们都会玩这个游戏。但是，对于哈维尔来说，回到伦敦还意味着艾琳，以及某种曾经带来过欲望和愉悦的东西在缓慢却无法遏止地堕落，艾琳，她是一只能爬上小木桶的猫，她在厌倦和习惯之间玩着撑竿跳。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仿佛是在城市里进行着野外游猎，艾琳陪他去皮卡迪利圆环猎羚羊，去汉普斯特西斯公园露营、生篝火，一切仿佛是一部快进的默片，直到最后那场在丹麦或罗马尼亚进行的爱情奔跑，突然出现他们熟悉却不愿承认的分歧，在纸牌游戏中调换位置后改变胜率的卡片。与音乐会相比，艾琳更喜欢电影院，哈维尔正好相反；哈维尔独自一人去找唱片，因为艾琳得洗头，她只有在真正无所事事的时候才会洗头，她抱怨着卫生问题，拜托你帮我洗下脸，我的眼睛里进了洗发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第一份合同寄到的时候，他们之间已经无话可说，只剩下伯爵宫的公寓依然伫立，重复着清晨的日常，爱情如同热汤或《泰晤士报》，如同罗莎姨妈和她在巴斯农庄度过的生日，如同燃气发票。这一切都已经变成了一团混沌的虚无，一个不断重复、自相矛盾的逝去的现在，当哈维尔在办公室走廊上徘徊时萦绕着他，二十五次，二十六次，二十七次，或许在第三十次以前，门会打开，米雷耶会出来说声嗨，她可能会去小便，或者去找那个鬓发花白的英国统计员查数据。皮肤黝黑、沉默寡言的米雷耶，高领上衣下面的脖子那里应该有某种东西在缓慢地跳动，一只生活没有起伏的小鸟，一位遥远的母亲，一段不幸的、无疾而终的爱情，米雷耶已经算得上是大龄未婚女性了，她有些像文员，但有时她会在电梯里吹口哨，吹的是马勒的曲子；她从不随便穿衣服，几乎总是穿着深色的衣服或者套装，这与她的年龄过于匹配，一种过于沉闷的谨慎。
这些只是两人中的一人写下的，但是无所谓。虽然我们已经永远不会在一起了，但这就像是我们共同写下的文字。米雷耶会继续住在日内瓦郊区的小房子里，哈维尔则会周游世界，然后带着苍蝇般的执着回到伦敦的公寓，这只苍蝇上百次地停在他的胳膊上，停在艾琳身上。我们写下这些文字，如一块奖章在同一时刻既是它的正面又是它的背面，它们只在生活相对放置的两面镜子里见过彼此，往后再也不会相见。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究竟哪一方会更深刻地感受到对方不在场。每一方都有自己的方式，米雷耶有时会一边听勃拉姆斯的五重奏一边哭泣，她独自一人待在傍晚的客厅里，深色屋梁，乡村风格的家具，花园里玫瑰的芳香不时地飘进屋里；哈维尔不会哭泣，他的眼泪情愿浓缩成噩梦，残忍地把躺在艾琳身边的他叫醒，他喝白兰地、写作，以此摆脱噩梦，他的文字本身与噩梦无关，但有时未必如此，有时他会把它们写成无用的文字，有时他会变成主人，决定哪些内容会被记录，哪些内容会逐渐滑入第二天虚假的遗忘之中。
我们俩以自己的方式明白，有错误出现了，那是一个可以挽回的错误，我们却无力挽回。我们可以肯定，我们从没有评判过对方，事情就这样发生，我们单纯地接受了，我们已经竭尽全力。我不知道当时我们有没有思考过骄傲、放弃、失望等等的力量，是不是只有米雷耶或者哈维尔思考过，而另一方却接受了它们，认为它们是无法避免的，并向容纳他们、压迫他们的体系屈服了。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说，一切取决于瞬间的背叛，取决于点亮床头灯的动作（当时米雷耶不想让床头灯亮着），取决于让哈维尔整晚留在她身边的决定（当时他正在找衣服，准备重新穿上）。很容易就能将过错归结于行事谨慎，或者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