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表现得粗鲁、固执或者慷慨。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最单纯或最无知的人身上，或许一记耳光、一声辱骂中包含着慈悲和正确的道路，尊严却礼貌地禁止我们走向它。我们对彼此的尊重源于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近得就像奖章的两面；作为奖章的两面，我们接受这个事实，米雷耶沉默不语，她冷漠而沮丧，哈维尔低声和她说着自己荒谬的希望，最终，句子还没写完的时候，最后的信写到一半的时候，他停了笔。毕竟，那时我们只剩下、现在也只剩下那悲凄的任务：继续做个体面的人，继续带着那徒劳的希望生活，希望遗忘不要彻底将我们遗忘。
一天中午，我们在米雷耶家里见面，她几乎是迫不得已地邀请他和其他同事一起吃午饭：他们在米雷耶的办公室里喝茶的时候，加布里埃拉和汤姆提到了这顿午饭，她不能把他排除在外。哈维尔觉得，米雷耶邀请他只是出于社交压力，这让人难过，但他已经买了一瓶杰克丹尼威士忌，而且已经很熟悉日内瓦郊外的那座木屋、那座小玫瑰花园和烧烤架，汤姆在那里喝鸡尾酒，播放着一张披头士的唱片。这张唱片不是米雷耶的，它肯定不会出现在她严肃的唱片柜上。加布里埃拉已经开始转圈了，对于她、汤姆和半个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来说，如果没有这种音乐，空气将变得无法呼吸。我们没有说很多话，突然，米雷耶把他带到了玫瑰花园，他问她喜不喜欢日内瓦，她只是看着他，耸了耸肩。他看见她忙着清理杯盘，听见她说了句脏话，因为她手中出现了火花，记忆的碎片逐渐聚拢，也许那是他第一次渴望她，刘海划过她黝黑的额头，蓝色牛仔裤凸显出了她的腰线，那把有些严肃的声音大概会唱民谣，她只需用那仿佛长满苔藓的低声细语，就能说出重要的话来。周末，他回到了伦敦，而艾琳在赫尔辛基，桌上放着一张纸条：一份报酬丰厚的工作，三个星期，冰箱里还有鸡肉，爱你。
他下次来实习的时候，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如火如荼地举办了一场高水平的会议，哈维尔不得不认真工作。他在五楼和街道之间哀怨地把这事讲给她听，米雷耶似乎替他感到遗憾，她提议去听一场钢琴演奏会，他们去了，两人都喜欢舒伯特，但其中一人不喜欢巴托克，他们去了一家几乎空无一人的咖啡馆，她有一辆旧英国车，把他送回了宾馆，他送给她一张牧歌唱片，他很高兴她没有听过，这样他就不用再换一张了。星期天，田野，极具瑞士风格的下午清新透明，我们把汽车停在一座村庄，在麦田里穿行，突然，哈维尔对她说起了艾琳，只是作为一种谈资，他其实没有这么做的必要。米雷耶沉默地听着，她没有对他表示同情，也没有发表评论，然而，他倒是莫名地希望她能这么做，因为他期待她显露出与自己相似的情绪，他想温柔地吻她，把她抵在树干上，熟悉她的嘴唇、她的嘴。回去的路上，我们几乎没有聊关于自己的事，我们沿着小路随意行走，每拐一个弯就会有新的风景，蘑菇，奶牛，银白色云彩点缀的天空，一张美好周日的明信片。但是当我们沿着架满篱笆的山坡往下奔跑的时候，哈维尔感觉到米雷耶的手离自己的手很近，他握住了它，他们继续奔跑，仿佛在互相推搡。他们坐在汽车里，米雷耶邀请他去自己的木屋喝茶，她喜欢管那座房子叫木屋——因为虽然它完全不是木屋，却有许多木屋的特点——还喜欢听唱片。时间停顿了，一根线条突然停止作画，直到找到了新方向，它才会在画纸的另一边重新开始。
那天下午，我们做了清晰的总结：马勒可以，勃拉姆斯可以，整个中世纪的音乐都可以，爵士不行（米雷耶），爵士可以（哈维尔）。我们没有交流其他的音乐类型，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皮埃尔·布列兹和约翰·凯奇（虽然他们还没有聊过他的作品，但是米雷耶肯定不喜欢凯奇，她很可能不喜欢音乐家布列兹，但会喜欢指挥家布列兹，这可是重要的差别）的音乐都亟待探索。三天后，我们去听了一场音乐会。我们在老城区吃晚饭，收到了艾琳寄来的明信片和米雷耶母亲的信，但我们并没有讨论它们，一切依然是勃拉姆斯和勃拉姆斯喜欢的白葡萄酒，我们敢肯定，勃拉姆斯一定喜欢喝白葡萄酒。米雷耶送他回了宾馆，他们亲吻了彼此的脸颊，不像平常亲吻脸颊的时候那样迅速，但依然只亲吻了脸颊。那天晚上，哈维尔回复了艾琳的明信片，米雷耶在月光下给她的玫瑰浇水，这并不是出于浪漫主义情怀，因为米雷耶并不浪漫，只是因为睡意迟迟不来。
我们没有谈论过政治，只有零星的评论慢慢显示出我们的差异，而且显露得仍不完整。或许我们并不想面对这种差异，因为懦弱吧，有可能。办公室的茶歇时间将矛盾激化了，打字员兼诗人恶狠狠地批判了以色列人，加布里埃拉觉得他们很不错，米雷耶只说了句他们有权利这么做，真见鬼，哈维尔冲她微笑，并没有嘲讽的意思，他发现同样的话恰好也可以用来形容巴勒斯坦人。汤姆希望他们能够与维和部队和其他国家达成国际协议，剩下的事就是茶水和一周工作的预报。我们会严肃地谈论这一切，但现在我们只想看着对方，保持各自良好的情绪，想着我们很快就会迎来维多利亚音乐厅的贝多芬音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