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雷耶又说没关系，无所谓，下次会更好，不用想太多。三天后，他要回伦敦，他求她，让他陪她回木屋，她说不要，最好不要。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甚至不知道该如何保持沉默，该如何在街角拥抱对方，该如何对视。米雷耶仿佛在期待着哈维尔做些什么，哈维尔却期待米雷耶能做这件事，这是谁主动或者谁优先的问题，是男人行动女人服从的问题，由他人决定的、从外部接收的顺序无法更改。我们沿着一条路前进，在这条路上没人愿意强迫对方前行，打破和谐的平衡，现在也一样，在得知走错路之后，我们可以大喊一声，可以把台灯点亮，可以超越无用的仪式和浴袍冲动行事，然后，没关系，你不用担心，下次会更好。那么，最好马上接受这件事。我们最好一起重复：小心翼翼地/我们会失去生命。诗人会原谅我们以“我们”自称。
我们几个月都没有见面。哈维尔当然写信了，他准时收到了米雷耶的回信，亲切而疏远只有寥寥几句。于是，他开始在晚上给她打电话，几乎总是在周六，他想象她独自一人待在木屋里，很抱歉打断了你听四重奏或者奏鸣曲，但米雷耶总说自己在看书或者照看花园，说这个时间打电话没有问题。六周后，她去伦敦探望一位生病的姨妈，哈维尔给她预定了宾馆，他们在车站相见，一起参观了博物馆、国王路，愉快地观看了一部米洛斯·福尔曼的电影。这段时光就像往昔的岁月，在白教堂的一家小餐馆里，彼此的双手满怀信任地握在了一起，消弭了不快的回忆，哈维尔觉得好一些了，也这样对米雷耶讲了，他告诉她，自己前所未有地渴望她，但他不会再跟她谈论这件事，一切都取决于她，取决于她决定什么时候回到第一晚的第一级台阶，她只需要对他伸出手臂。她没有看他，默许了，她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拒绝，她只是觉得他不断地拒绝日内瓦给他的合同这件事很荒谬。哈维尔陪她回到了宾馆，米雷耶在大堂里和他告别，她没有让他上楼，但她微笑着轻轻地吻了他的脸颊，轻声说：“待会见。”
我们知道很多事，知道算术是假的，一乘一不总是等于一，而是等于二或零，我们有充裕的时间翻阅那本装满了紧闭的窗户和无声无味的信件的千疮百孔的相册。日常的办公室，艾琳深信不疑地挥霍着幸福，时间飞逝。日内瓦的夏天再次来临，湖边的第一次散步，艾萨克·斯特恩的演奏会。此时，在伦敦，玛利亚·艾莲娜纤细的影子依然在游荡，哈维尔在酒吧喝鸡尾酒的时候认识了她，她带给他三周的轻浮时光，除了快感本身之外，剩下的就是和玛利亚·艾莲娜一起消磨的白昼里亲密的空虚，他不知疲倦地打网球，听滚石乐队的歌，最后一个纵情享受的周末如同一场毫不悲伤的告别，然后，一声毫不忧伤的再见。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米雷耶，他不需要问她就知道她不会有类似的经历，她在办公室和她的朋友们在一起，她总是在木屋听她的唱片。虽然他没有告诉她，但他很感激米雷耶严肃、专注、安静又体贴地听他说话，让他握住自己的手，一起看着湖面的黄昏，决定吃晚饭的地点。
然后是工作，极少见面的一周，罗马尼亚餐厅的夜晚，温柔似水。话说完了，在斟酒或缓缓对视的动作里，又出现了他们从没有谈论过的某种情愫。哈维尔遵守了自己的承诺，他等了一个小时，他认为自己没有权利等这一个小时。但是，伴随着其他诸多情愫一同出现的温柔，米雷耶低头、揉眼睛时的表情，她只对他说了句，她会陪他回旅馆的。在汽车上，他们又接了吻，就像木屋里的那晚，他环抱住她的身体，一只手向上抚摸，在这种抚摸之下，她张开了大腿。他们走进了房间，哈维尔已经等不及了，他站着把她抱了起来，迷失在她的嘴唇和头发里，抱着她一步一步朝床铺走去。他听见她喃喃地说了声“不”，她让他等一会，他感觉到她与自己分开，寻找着卫生间的门，门被关上了，时间，沉默，流水，时间，与此同时，他掀开了床罩，只留了角落里的一盏灯，他脱下了鞋子和上衣，犹豫着是脱光衣服还是再等等，因为他的浴袍在卫生间里，如果亮着灯，如果米雷耶回来的时候看见他赤身裸体地站着、可笑地勃起，会怎样呢，要是背过身去，不让她看见自己这副模样，那就更加可笑，她肯定会看到的，现在她裹着浴巾进屋，低垂着眼睛，向床边走去，而他身上穿着裤子，他必须脱下裤子，脱下内裤，于是他拥抱她，扯下她的毛巾，让她躺在床上，他看着金黄色的、黝黑的她，再次深深地吻她，用手指爱抚她，他或许弄疼了她，因为她低吟了一声，往后退缩，躲进了最远的角落，她对着灯光眨眼，再次要求他关灯，但他不会同意的，因为他什么都不会给她，他的阳具突然失灵了，它徒劳地寻找着她提供的通道，却无法穿过，愤怒的双手试图挑起她和他自己的欲望，米雷耶逐渐地拒绝了他机械的动作和语言，她僵硬而疏远，他明白了，现在也不行，对她来说永远都不行，温柔和这一切已经无法和解，她的许可、她的欲望只不过让自己又一次留在了停止抗争的身体旁边，它紧贴着她，一动不动，甚至都没有尝试重新开始。
我们可能睡着了，我们太遥远，太孤独，太肮脏，事情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