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科人 [1] 总是这样，准确地说，他们沉默寡言，但总会带给人惊喜。我抵达了哥斯达黎加的圣何塞，卡门·纳兰霍、萨姆埃尔·罗文斯基和塞尔西奥·拉米雷斯（他是尼加拉瓜人，不是蒂科人，但这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而我是阿根廷人，尽管我应该客气地称自己是蒂诺人 [2] ，而其他人应该自称尼加人 [3] 和蒂科人，但这并没有任何区别）在那里等我。天气酷热难耐，更糟糕的是，一切马上就会开始，永远雷同的新闻发布会，为什么你不住在自己的国家？为什么《放大》 [4] 和你的故事那么不一样？你认为作家需要承担责任吗？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已经明白了，对我的最后一次采访会在地狱入口进行，而且肯定会是同样的问题；即使在天堂入口被圣彼得提问，情况也不会改变，您不觉得您在人间的写作方式对民众来说太深奥了吗？
然后是欧洲旅馆，淋浴时，肥皂与沉默的漫长独白给长途旅行画上了句号。七点，我在圣何塞城里散步，想看看那里是不是真的像人们告诉我的那样简单、整齐，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风衣，是埃内斯托·卡德纳尔，热情的拥抱，诗人，太好了，在罗马见面之后，在多少年来那么多次纸上见面之后，你终于来到了这里。像埃内斯托这样的人竟然会来看望我，来找我，总是让我惊讶、让我感动，或许你会说我这人谦虚得虚伪，你想说就说吧，老朋友，胡狼嚎叫着，但公共汽车呼啸而过，我将永远是个仰慕者，以极低的姿态热爱一些人，有朝一日却发现这些人也热爱他，像这样的事情超出了我的掌控，我们还是谈谈另一件事吧。
另一件事就是埃内斯托知道我来哥斯达黎加了，就嗖地一下坐飞机从他的小岛上来到这里，因为给他捎去消息的小小鸟告诉他，蒂科人安排我去索伦蒂纳梅旅行，他就忍不住想过来把我接到那儿去。于是，两天后，塞尔西奥、奥斯卡、埃内斯托和我填满了那架狭小的派珀·阿兹特克小型飞机，对我来说，这名字一直都是个谜。它在令人憎恶的打嗝声和腹鸣声中飞行，与此同时，金发飞行员在收音机里调出了几首听不清楚的卡里普索 [5] ，他似乎没有产生我头脑里的联想，我觉得这架阿兹特克飞机正在把我们直接送往献祭活人的金字塔。事情当然没有这样发生，可以想见，我们在洛斯奇莱斯下了飞机，坐上了一辆同样颠簸的吉普车，这辆车将我们带到了诗人何塞·科罗内尔·乌尔特乔 [6] 的农庄（要是有更多的人阅读他的作品就好了）。我们在他家休息，谈起了许多其他诗人朋友，罗基·达尔顿 [7] 、格特鲁德·斯泰因 [8] 和卡洛斯·马尔蒂尼斯·里瓦斯 [9] 。路易斯·科罗内尔来了以后，我们坐上他的吉普车，然后是速度惊人的小艇，前往尼加拉瓜。但在此之前不得不提的是一种纪念照片，相机会一点一点地吐出天蓝色的小纸片，一点一点地，纸片会神奇地被拍立得图像填满，首先是躁动的轮廓，然后渐渐浮现出鼻子、卷发、头戴发箍的埃内斯托的微笑、依靠着游廊的玛丽亚女士和何塞先生。大家都觉得这很正常，因为他们使用这种相机已经习惯了，但我不觉得。眼看着这几张脸孔和告别的微笑从原本一无所有的天蓝色小方块中出现，我惊恐万分。我把自己的想法和他们说了，我记得我问过奥斯卡，拍完全家福以后，要是天蓝色的小纸片上出现了骑马的拿破仑该怎么办，何塞·科罗内尔先生哈哈大笑，他总是什么都能听见，吉普车，我们现在就去湖边吧。
夜色开始降临的时候，我们抵达了索伦蒂纳梅，特蕾莎、威廉、一位美国诗人和社区里的其他年轻人在那里等我们。我们几乎马上就进入了梦乡，但在此之前，我看见了角落里的几幅画，埃内斯托正在和他的朋友们聊天，他从袋子里取出了从圣何塞带来的食品和礼物，有人在吊床上睡着了，而我看见了角落里的画，开始观赏它们。我不记得是谁告诉我的，这些是当地农民的作品，这幅是文森特画的，这幅是拉蒙娜画的，有些画有署名，有些没有，但每幅画都十分美丽，对世界的第一印象，眼神干净的画者，描绘周遭环境像描绘颂歌：虞美人花丛中矮小的母牛，如蚂蚁般从糖屋里涌出的人们，芦苇丛中绿眼睛的马匹，教堂里的洗礼仪式（这座教堂不相信透视原理，因此看起来时而在上时而在下），湖泊和湖上漂浮着的鞋履般的小舟，远景中有一只巨大的鱼，咧着绿松石色的嘴唇微笑。埃内斯托走过来跟我解释说，卖画能帮助他们维持生计，还说明天早上他会给我展示农民们的木版画、石绘和他们自己做的雕塑。我们逐渐进入梦乡，但我还在注视角落里堆着的画，我搬出了描绘小奶牛、鲜花、母亲和她膝头的两个孩子的那组画，两个孩子分别穿着白衣服和红衣服，星辰漫天，唯一的一朵云彩偏居一隅，紧贴着画框，惊恐地试图逃离画布。
第二天是周日，十一点有弥撒，索伦蒂纳梅的弥撒，农民、埃内斯托和前来拜访的朋友一起讨论了福音书里的一个章节，那天耶稣在果园被捕，索伦蒂纳梅的人们谈论这个话题时，仿佛是在谈论他们自己，他们说起了警察的威胁，在深夜或光天化日之下被警察追捕，在岛屿和陆地上过着永远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