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生活，在全尼加拉瓜，不仅在尼加拉瓜，在整个拉丁美洲，危地马拉的人们、萨尔瓦多的人们、阿根廷和玻利维亚的人们、智利和圣多明各的人们、巴拉圭的人们、巴西和哥伦比亚的人们，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和死亡的包围之中。
接着，得考虑回去了。我又想起了那些画，于是来到社区大厅，就着正午让人神志恍惚的阳光欣赏它们，色彩变得更加鲜艳了，马匹、向日葵、草地上的派对和对称的棕榈林交相辉映。我想起我的相机里有一卷彩色胶卷，就抱着几幅画走到游廊上，塞尔西奥走过来帮我把它们放在了光线充足的地方，我小心翼翼地挨个给它们拍照，让这些画完整地出现在镜头里。巧的是，我剩下的底片和画的数量刚好一致，没有一幅画被落下。埃内斯托过来告诉我们游艇已经准备好了，我告诉他我做的事儿，他笑了，偷画贼，图片走私犯。没错，我告诉他，我要把这些画全都带走，把它们投影在我的屏幕上，它们会变得更大、更棒，去你的。
我回到了圣何塞，还去哈瓦那处理了一些事，回到巴黎以后，我觉得累极了，我很怀念那些去过的地方，沉默寡言的克劳迪恩在奥利机场等我，生活再次回到了正轨，谢谢先生，你好女士 [10] ，委员会，电影院，红酒和克劳迪恩，莫扎特的四重奏和克劳迪恩。行李箱就像蛤蟆，把各式各样的东西吐在了床上和地毯上，杂志、剪报、围巾、中美洲诗人们的作品、装着胶卷的灰色塑料盒，两个月里竟然攒了这么多东西，哈瓦那列宁学校的一组镜头，特立尼达的街道，伊拉苏火山的剪影，还有火山口的绿色沸水，在那里，萨姆埃尔、萨利塔和我想象着烤熟的鸭子在硫黄色的烟雾中漂浮。克劳迪恩把胶卷送去冲洗了，一天下午，我在拉丁区四处游荡，突然想起了这件事。正好口袋里揣着单据，我就把胶卷都取了回来，一共八卷。我立即想起了索伦蒂纳梅的那些画，到家以后，我开始寻找那盒胶卷，逐一观看了每个系列的第一张幻灯片。我记得在拍那些画之前，我拍摄了埃内斯托的弥撒，几个孩子在棕榈树间玩耍，那几棵棕榈树和画里的一模一样，孩子们、棕榈树、奶牛与瓦蓝的天空和微微偏绿的湖泊（颜色或许正好相反，我记不清了）形成了对照。我把记录了孩子们和弥撒的那盒胶卷放在了操作台上，我知道，直到胶卷放完，马上就会出现那些画。
夜幕降临，我独自一人在家，克劳迪恩下班后会过来听音乐，和我待在一起。我把屏幕安装好，倒了一杯加了许多冰块的朗姆酒，投影仪，操作台和遥控器都已经准备就绪；无须拉上窗帘，殷勤的夜晚已经降临，它让灯光点亮，让朗姆酒溢出芳香。我愉快地想，一切都将逐渐重现，看完索伦蒂纳梅的画作之后，我会播放在古巴拍摄的照片，但为什么先看那些画呢，为什么职业惯性思维和艺术会先于生活呢，为什么不呢，在艺术与生活那永恒的牢不可破的爱恨交织的对话中，后者对前者说，为什么不先看索伦蒂纳梅的画呢，它们也是生活，一切都是相同的呀。
弥撒的照片被投影了出来，准确地说，由于播放时的错误，照片看起来很糟糕，孩子们竟然在充足的光线下玩耍，牙齿洁白极了。我兴趣索然地按着切换键，我原本想仔细观赏每张充满回忆的照片，那被海水和警察包围的索伦蒂纳梅的脆弱小世界，那个男孩也被这样包围着，我看着他，觉得不可思议，我按下了切换键，他就出现在了照片的中景，清晰至极，他的脸宽而光滑，似乎充满了怀疑和惊讶，与此同时，他的身体向前倾，额头中心的窟窿清晰可见，军官的手枪划出了子弹的路径，周围的其他军官拿着冲锋枪，房子和树木构成了模糊的背景。
人们倾向于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这种想法总是先于人们的理智，并把理智远远地甩在后面。我愚蠢地告诉自己，冲印店的人弄错照片了，他们肯定是把另一个客人的照片给了我，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弥撒的照片、孩子们在草地上玩耍的照片又是怎么回事呢。我的手不听使唤地按下了切换键，正午时分一片无边无际的硝石矿区，那里有两三座由生锈金属板制成的棚屋，人们聚集在左边，看着那些仰面朝天的尸体，死者们对着赤裸、灰蒙蒙的天空张开了手臂。必须仔细观察，才能从背景里那个身穿制服、背对着我渐行渐远的队伍中辨认出那辆在山顶等候的吉普车。
我知道，我继续按着切换键，面对这种失去理智的状态，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按动切换键，继续看着柯连特大街与圣马丁大街交汇的街角和那辆黑色汽车，车里有四个人，他们瞄准了人行道，一个穿着黑衬衫和运动鞋的人在人行道上奔跑，两个女人试图躲进停着的卡车后面，有人目视前方，脸上充满了疑惑和恐惧，他把一只手放在下巴上，触摸自己，确定自己还活着，突然出现了一个昏暗的房间，一束浑浊的光从高处安着栅栏的小窗上倾泻下来，桌上有一个仰面朝天、浑身赤裸的女孩，她的头发垂到了地上，那个背对我的黑影将一条电缆伸进女孩张开的双腿之间，两个面对我的男人在交谈，一个戴着蓝色领带，另一个穿着绿色套头衫。我永远无法得知我有没有继续按动切换键，我看见了森林中的一片空地，近景中有一座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