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写下每句话前都认真思考一番。我可以确定一件事，卢西安娜不是一个会打草稿的女人，在给我写信之前她肯定犹豫不决，但后来，她听了我在《耻辱的玫瑰》中的演出，那些句子就在她的脑海中浮现了，我可以感觉到这封信是不由自主的，同时，或许是因为丁香色信纸的缘故，这封信让我觉得它就像是玻璃瓶里沉睡已久的醇酒。
我甚至只要眯起眼睛就能想象出她的家，她家应该有封闭式庭院，或者至少应该有一条摆满植物的走廊。每次想起卢西安娜，我都会在同一个地方看见她。最终是走廊取代了庭院，一条封闭的走廊，有彩色玻璃天窗和屏风，光线穿过它们，把走廊染成了灰色，卢西安娜坐在柳条椅上，给我写信。您和《耻辱的玫瑰》里的残忍王子完全不同，在继续写信之前，她把笔放到嘴边，没人知道这一点，因为您太善于让人们憎恨您了，栗色的头发被老照片里的光线笼罩着，封闭走廊上烟灰色的、却又干净的空气，我希望成为唯一了解您在角色和声音之外的另一面的人。
在《暴风雨中的飞鸟》首次播出的前夕，我得和莱莫斯及其他人一起吃饭，我们排演了几场戏，莱莫斯称之为“关键”，我们则把它们称为“钉子” [1] 、性格的碰撞和戏剧性的斥责，拉盖丽塔·贝利扮演何塞菲娜，演得很出色，那是一个高傲的女孩，我用我那众所周知的邪恶之网将她包裹，在莱莫斯笔下，邪恶是毫无界限的。其他人也很适合演自己的角色，这部广播剧和我们已经演完的另外十八部广播剧完全没有区别。要是我还记得那场排练的话，那是因为矮子马萨给我带来了第二封卢西安娜的信，那一次，我想马上读它。我去了一会儿卫生间，当时，安赫丽塔和豪尔赫·富恩特斯正在拉普拉塔体操击剑俱乐部的舞蹈中宣读爱情永恒的誓言。至少根据莱莫斯和弗洛伊德的观点，莱莫斯的这些场景能激发听众的热情，让他们对角色产生了更强烈的心理认同感。
我接受了她简单、美好的邀请：去阿尔玛格罗区的糖果咖啡馆见她。此外，还有十分单调的相认方法，她穿红色的衣服，我带上折成四分之一大小的报纸，没有别的方法，剩下的就是卢西安娜又一次在封闭式走廊里给我写信，她独自和她的母亲或父亲生活在一起，从一开始，我就看见她和一个老人在一栋房子里生活，那栋房子适合规模更大的家庭居住，现在却千疮百孔，母亲因为去世或离家的女儿而悲伤不已，因为不久前，死亡或许刚刚从那里经过，如果您不愿意或者不能来的话，我也能理解，我不应该主动邀约，但我也知道——她轻轻地画了下划线——像您这样的人有时间做许多事情。然后，她写了一些我没有想过却十分喜欢的内容，除了上一封信以外，您并不了解我，但是，从三年前开始，我就过着您的生活，我能在每个新角色中感受出您真实的模样，我将您从戏剧中剥离，对我来说，您永远是同一个人，那个没有戴着角色面具的人。（第二封信我找不到了，但确实是这些句子，句子表述的就是这些内容；我记得，我把第一封信保存在了我当时正在读的莫拉维亚的书里，我敢肯定，它现在还在书房里。）
如果有人把这件事告诉莱莫斯，肯定会给他带去创作新剧本的灵感。两人会在轮番出现的悬念之后相见，男孩会发现卢西安娜跟他想象中的一模一样，证明爱情先于爱情发生，视觉先于视觉形成，这些理论在贝尔格拉诺电台总能奏效。但卢西安娜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这千真万确，她比走廊上写信的那个女人要纤细得多，她拥有一头美丽的黑发，当她晃动脑袋的时候，头发似乎在自己摆动。我没有想象过卢西安娜确切的模样，我只想象过她忧郁的气质和浅色的眼睛；现在笑着迎接我的眼睛却是棕色的，在灵动的头发下面丝毫不显悲伤。她喜欢喝威士忌，这让我觉得很可爱，对于莱莫斯来说，几乎所有浪漫的约会都从饮茶开始（对于布鲁娜来说则是火车车厢里的牛奶加咖啡）。她没有为她的主动邀请而道歉，而我有时会表演过度，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不相信任何在我身上发生的事，但这一次我觉得很自然，威士忌终于不是假的。我们的确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仿佛我们是偶然被介绍认识的，而且相互之间没有误解，正如一切良好关系的开端，双方都没有什么可展示的，也没有什么可掩饰的。当然了，主要是在谈论我，因为我算是个名人，而她只不过是写了两封信的卢西安娜，因此这并非我表现得爱慕虚荣，我任由她引导我回忆诸多广播剧中的场景，在一部剧里我被折磨致死，另一部剧则是矿工被埋在矿井里的故事，等等。慢慢地，我接受了她的脸庞和声音，努力让自己摆脱那些信，摆脱那条封闭式走廊和柳条椅。在分开以前，我得知了她和她的玻莉姨妈住在一间相当狭小的底层公寓里，三十年代的时候，玻莉姨妈曾在佩尔加米诺市演奏钢琴。正如此类盲目的关系中的惯例，卢西安娜也需要接受事实。几乎到了最后时刻她才告诉我，她原本以为我的身材要更加高大一些，拥有一头卷发和灰色的眼睛。关于卷发的想象让我吃了一惊，因为我在饰演各种角色的时候，从来不觉得自己拥有过卷发，但她的想法或许是莱莫斯剧本中一切恶棍行径和背叛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