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28日,协和医院。
会议室比上次更大,长桌能坐二十个人。林煜坐在靠门的位置,面前摆着厚厚一摞修订了六次的方案文件。
窗外的槐花已经谢了,枝叶茂密,把阳光切割成斑驳的光影。
与会的人比上次多了一倍——协和医院的五位神经内科专家,清华生医工程系的四位教授,国家脑科学专项的项目组成员,还有两位外聘的临床伦理顾问。
徐远舟坐在长桌中央,旁边是李主任。
宋衡坐在林煜对面,手里拿着一份评估报告。
“各位。“李主任敲了敲桌子,“今天是CDAS项目的首次联合评审会。议题有两个:第一,技术方案是否通过;第二,首例临床对象的选择标准。“
他看向林煜:“林博士,请先介绍最新的方案。“
林煜站起来,打开投影。
这是他第四次介绍CDAS了,每一次都更完善,也更谨慎。
“各位老师,CDAS v6.0方案的核心调整如下……“
他讲了二十分钟,技术细节、风险评估、应急预案,每一项都经过了反复推敲。
NeuroLink提供的256通道高密度脑电设备已经到位,培训也完成了。
宋衡的助手陈医生已经能独立操作基础功能。
从技术角度,一切准备就绪。
但林煜知道,今天的焦点不是技术。
汇报结束后,李主任环视一圈:“各位对技术方案有什么意见?“
几位专家翻看着文件,陆续点头。
“方案很详细,风险控制也很到位。“一位神经内科教授说,“从技术角度,我认为可以通过。“
“我同意。“另一位教授附和,“NeuroLink的设备支持也很充分。“
徐远舟没有说话,只是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那我们进入第二个议题。“李主任翻开另一份文件,“首例临床对象的选择。“
房间里的气氛微妙地变了。
宋衡开口:“根据NeuroLink的经验数据,我们建议首例患者应该满足以下条件:脑损伤低于15%,昏迷时间不超过三年,年龄在30-60岁之间,无严重并发症。“
他停顿了一下:“按照这个标准,林博士母亲的情况……“
“不符合。“林煜接过话,“我知道。但我想申请例外。“
所有人都看向他。
“我母亲的脑损伤约30%,昏迷五年。“林煜的声音很稳,“确实超出标准。但我认为,这恰恰是CDAS的价值所在——它能处理那些被传统标准排除在外的患者。“
“林博士。“一位临床伦理顾问开口,“首例试验的目的,是验证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选择最有可能成功的案例,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但如果我能证明,即使30%损伤也能成功呢?“林煜反问,“那CDAS的适用范围就大大扩展了,能帮助更多患者。“
“那如果失败呢?“另一位顾问问,“首例失败,会严重影响后续推广。“
“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林博士。“徐远舟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很平静,“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这么坚持让你母亲做首例?“
林煜愣了一下:“因为她等了五年,我不想让她再等。“
“还有呢?“
“因为……“林煜犹豫了一下,“因为我最了解她的情况,我能做到最精确的参数调整。“
“这就是问题所在。“徐远舟放下笔,看着林煜,“你说你最了解她,所以你认为你能做得最好。但反过来想,正因为你太了解她,你也最可能在关键时刻做出偏离客观判断的决定。“
林煜握紧拳头:“我不会。我会严格按照方案执行……“
“林博士,我不怀疑你的专业能力。“徐远舟打断他,“我怀疑的,是你能否在母亲和研究对象之间保持距离。“
他停顿了一下。
“当监测数据出现轻微异常时,你会选择中止,还是继续?“
“那要看具体情况……“
“看,这就是问题。“徐远舟的语气依然温和,但每个字都很清晰,“'具体情况'意味着主观判断。而当研究者是患者的儿子时,这种判断几乎不可能客观。“
林煜想反驳,但发现自己说不出话。
因为徐远舟说的,是事实。
如果只是轻微异常,他确实会倾向于继续,而不是中止。
因为中止意味着放弃这次机会,意味着可能要等很久才能有下一次。
而他等不起。
“徐教授,那您的意思是?“林煜的声音有些紧绷。
“我的意思是,我不怀疑技术,但我反对让研究者的母亲承担首例风险。“徐远舟看着林煜,“不是因为技术不够好,而是因为这样做,对你和你母亲都不公平。“
“不公平?“林煜的语气有些激动,“如果不是首例,她就要继续等。等到什么时候?半年?一年?她已经昏迷五年了,还要等多久?“
“林博士,请冷静。“李主任说。
“我很冷静。“林煜深吸一口气,“我只是想问,如果不是我妈做首例,那谁来做?谁愿意?“
这个问题让房间里安静了几秒。
“这正是问题所在。“徐远舟缓缓说道,“当没有人愿意做首例时,我们就不该强行推进。“
“那您的意思是,这个项目就这么停了?“
“不,是等。“徐远舟说,“等到有符合标准的、家属愿意承担风险的患者出现。“
“可是……“
“林博士。“徐远舟的语气变得严肃,“我知道你想救你母亲。这是人之常情。但医学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