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清楚卡路里含量时，你至少可以试着关注面前的食物，但很少有人这么做。与吃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活动，最常见的是社交和看电视——两项活动都与卡路里摄入量增加有关。研究者一再指出，在电视机前吃零食就会吃得更多，被电视吸引住时（比如看拍得很好的喜剧片或恐怖片）比没被电视吸引住时（比如看无聊的节目）吃得更多。在一项研究中，节食女子被电影吸引住的时候，进食量增加了两倍。
与朋友和家人一起吃正餐，更关注公司而非食物的时候，人们往往吃得更多。配上红酒或啤酒，他们就更不关注食物，因为酒精会减轻自我意识进而会损害自我监控。即使处于清醒状态，人们也会因为过于漫不经心而不断从碗里喝汤，正如布赖恩·万辛克在康奈尔大学做的一个著名实验表明的那样。他在碗底接了一个隐形导管，偷偷向碗里添汤。被试者就不断从无底碗里喝汤，因为他们太过习惯于面前有什么就吃什么、有多少就吃多少。如果你依赖外部的线索而非自己的胃口，那么只要面前有很多东西可吃你就极有可能发胖，自己还意识不到。当食物盛在大盘子里或者当饮料装在大杯子里时，你往往会低估卡路里的增加量，因为你对三维容量的直觉并不好。如果电影院只改变爆米花袋的一个维度，比如把高度增加3倍，那么你会立即看出它能装3倍的爆米花。但是，如果爆米花袋的长、宽、高同时增加，使容积变成原先的3倍，你就很难看出它能装3倍的爆米花。于是，你买下大包装的——然后统统吃掉。电影院用什么包装、餐厅用什么盘子，你是不能控制的；但是，在家里，你可以用小盘子、小杯子来减少进食量。
为了更容易监控吃了多少，你还可以慢些收拾餐桌。有人在运动酒吧做实验时发现，如果服务员把客人吃剩的骨头留在盘子里，客人吃掉的鸡翅就会少很多。而在另外一个餐桌上，如果服务员热情地清理掉骨头，客人就会骗自己，忘掉吃了多少鸡翅，但是，如果证据还留在桌子上，客人就不可能骗自己，骨头在替他们监控。
绝不说“绝不”
节食研究的结果往往令人沮丧，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我们把我们最喜欢的那个令人愉悦的发现留到最后说。这个发现是市场营销研究者在一个甜点车实验中得到的，他们做这个实验的目的是想弄清自我控制的核心问题：为什么自我克制如此之难？正如马克·吐温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中说的那样：“承诺不去做某件事，是让身体想去做那件事的最保险的方法。”那是人类心理比较令人沮丧的一面。为了寻找答案，研究者尼科尔·米德（Nicole Mead）和瓦妮萨·帕特里克（Vanessa Patrick）考虑了不同类型的自我克制。
他们首先用美食图片做了一些实验。他们让被试者想象这些美食放在一家餐厅的甜点车上。有些被试者想象挑选自己最喜欢的甜点吃。另外一些被试者想象拒绝甜点，拒绝方法有两种。通过随机分配，研究者让一些被试者想象自己下决心一点儿都不吃，让另外一些被试者想象有人告诉自己，现在一点都不要吃，但稍后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就是拒绝享乐和延迟享乐的区别。
之后，研究者测量被试者多久因渴望甜点而分心一次。研究者知道未完成的任务会闯入人的大脑（我们在第3章讨论过的蔡氏效应），所以预计甜点特别容易让延迟享乐的人分心。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对自己说“现在不行，稍后可以”的人比另外两组人（一组想象自己吃了，另外一组想象自己断然拒绝了）更少因为美食图片分心。研究者原本预料，彻底拒绝的话，渴望就会少一些，因为大脑会认为已经结案了——别再争了！但是，结果恰恰相反延迟享乐意识并没有战胜原有的欲望。就甜点而言，大脑不接受“不”，至少在这个实验中是这样。
但是，如果涉及到真正的食物，那会怎样？为了找到答案，研究者一次带一个被试者到房间里看短片，还在看片的位子旁边放一碗巧克力豆（巧克力豆是实验室永远的最爱，因为它们比较好打理）。研究者让一些被试者想象自己下决心看片时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让另外一些被试者想象自己下决心一点巧克力豆都不吃，让第三组被试者想象自己现在不吃巧克力豆但是留着稍后吃。一般而言，指导语是有效的：与想象拒绝享乐或延迟享乐的被试者相比，想象真的吃了的被试者最后吃的巧克力豆明显多很多。之后，研究者让被试者做一些问卷，做完了之后，研究者（骗）被试者说实验结束了，然后让被试者留下来再做一份问卷，这份问卷表面上是关注实验室布置得如何。
然后，研究者表现得像事后想起来的样子，把那碗巧克力豆再次递给被试者，说：“你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被试者，其他人都走了，所以这些都剩下来了，自己拿着吃吧。”研究者出去了，把被试者单独留下来填问卷并吃个饱，还制造出没有任何人看着或在意的假象。但实际上，研究者一如既往地非常在意。他们事先称过碗的重量，被试者离开后立即又称了碗的重量。
被实验人员单独留在房间与巧克力豆待在一起，告诉自己延迟享乐的人就有绝佳机会放纵自己。你会想，他们会狂吃巧克力豆，而那些发誓不碰糖果的人要么依然克制，要么只轻轻咬一点儿。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