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的人格后发现，与同龄人相比，他们更冲动、更暴躁。执行耗时的任务时，他们更可能分心。在酗酒、焦虑和抑郁这几个指标上，他们的问题更多。在医院等机构，糖尿病患者比其他病人更常发脾气。在日常生活中，糖尿病患者似乎更难应对压力。应对压力一般要求自我控制，如果身体不能给大脑供应足够的燃料，就很难实现自我控制。
在独角戏《糖尿病：我与吉姆·特纳的斗争》（Diabetes: My Struggles with Jim Turner）一书中，吉姆·特纳处理自我控制问题的方式既直接又滑稽。他回忆自己与十几岁儿子吵架的情形，每次吵架，最后总是他这个大人气得要死。有一次，他太生气了，于是出去把家里的汽车踢了一个修复不了的坑。“有很多次，”特纳说，“我的儿子都看出我失控了，于是强迫我喝些果汁。他担心我就这么走了。”
特纳没有用什么“甜点抗辩”为那个坑找借口，而且他也不为自己感到遗憾。他大体上控制住了糖尿病，而且，他说这个病并没有妨碍他去追求快乐、实现梦想（意念传送那个梦想除外）。不过，他也认识到了葡萄糖对情绪的影响。“我错过了儿子成长过程中很多有意义的时刻，”他说，“那些时刻，儿子指望不了我，因为我在忙着应付低血糖发作，仅仅是弄清发生了什么事就让我疲倦不已。这是糖尿病最让我心碎的地方，也是唯一让我心碎的地方。”
那些时刻，特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不能根据趣闻逸事下定论，连那种表明糖尿病患者或者低血糖患者的自我控制问题比一般人群严重的大型研究都不能用于下定论。相关未必是因果。在社会科学中，最确定的结论只能通过严格的实验获得，这种严格的实验把被试者随机分配到不同的实验条件下，以排除个体差异。来参与实验的被试者，有的高兴一些，有的好斗一些，有的专注一些，有的分心一些。除了指望平均率以外，没有其他办法保证这个实验条件下的被试者与那个实验条件下的被试者是一样的。把被试者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对照组，就能消除个体差异。
例如，如果你想考察葡萄糖对攻击性的影响，那么你必须考虑到，有些人原本就好斗一些，而有些人温和一些。为了证明葡萄糖增强了攻击性，你必须确保分到葡萄糖条件下的好斗之人与分到非葡萄糖条件下的好斗之人是一样的数目，温和之人的数目也该是一样的。
随机分配一般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好。一旦你把被试者分成了大致相同的几个小组，你就可以看到不同实验条件会产生什么不同效果。
神经科学家在小学做食物实验就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让一个班的所有孩子某天早上都不吃早餐就来上学，然后把孩子随机分成两组，让一组孩子在学校吃上一顿丰盛的早餐，让另一组孩子仍然饿着肚子，直到上午过了一半，才让所有孩子都吃上一顿健康的快餐。结果，前半个上午，吃了早餐的孩子学习得更投入、捣蛋的更少（由不知道哪个孩子吃过早餐的观察者来判断）；后半个上午，两组学生之间的差异神奇地消失了。
为了把这个神奇成分分离出来，研究者检测了被试者完成简单任务前后的葡萄糖水平。这个简单任务是，看屏幕下面有一连串文字闪过的视频。他们让一组被试者忽略文字，让另外一组保持放松、想怎么看就怎么看。结果发现，放松组的葡萄糖水平保持不变，而忽略组的葡萄糖水平下降了很多。那个看似很小的自我控制练习让大脑消耗了大量葡萄糖。
为了证明因果关系，研究者在一系列实验中给被试者的大脑补充燃料，一般用的是加了糖或者甜味剂的柠檬水。柠檬味道浓烈，所以很难尝出到底是加了糖还是甜味剂。糖让葡萄糖水平急剧升高（不过持续不了多长时间，所以实验人员需要尽快进入正题），而甜味剂根本提供不了任何葡萄糖乃至任何营养。
有一项研究清楚地显现了饮料的效应，这项研究考察的是玩电脑游戏的人的攻击性。游戏起初难易适中，但是很快就变得特别难。随着游戏的进行，每个人都会变得郁闷。但是，喝了加糖饮料的人，能够把怨言埋在心底、继续玩。其他人则开始骂骂咧咧、拍打电脑。当实验人员按照预先安排的剧本用带有侮辱性的话语评价他们的表现时，没有补充葡萄糖的人较之补充过的更易生气。
没有葡萄糖就没有意志力：随着研究者在更多情境下考察了更多人，这一规律一再显现出来。研究者甚至考察了狗。我们在变成文明动物的过程中进化出了自制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制力是人类特有的品质，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自制力并不是人类独有的。其他社会动物也需要具备至少一定程度的自制力才能彼此友好相处。而狗因为与人类居住在一起，必须经常遵守人类定下的一些在它们看来十分荒谬的规矩，比如，禁止嗅闻来客（宠物另说）的胯部。
实验人员仿照以人为实验对象的研究，首先消耗实验组的狗的意志力，采取的方式是，让狗遵从各自主人的命令时而“坐下”时而“起立”，一共折腾10分钟。对照组的狗独自待在笼中10分钟，期间没有其他任何要求，因此它们不必动用自制力。然后给所有狗一个藏有香肠的玩具。这样的玩具，所有狗都玩过多次，每次都成功地挖出了香肠。但是，在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