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颁布原木出口禁令，要求所有木材必须在境内加工至半成品或成品方可出境。
欧盟抗议，美国关切，世界银行说“可能违反贸易规则”。
但禁令没有撤回。
因为九黎，当时已是加蓬木材第一大进口国，表示完全支持，并提供3.5亿美元低息贷款，帮助加蓬在三年内建成七座木材加工园区。
皮埃尔的工厂是其中一座。
加蓬木材加工业就业人数首次超过采掘业。
加蓬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是中非地区第一个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的原资源型经济体。
皮埃尔用工作三年攒下的钱，在兰巴雷内郊区买了块地，盖了一栋砖房。
他祖父住的是茅草屋，父亲住的是铁皮棚。
他住进了砖房。
砖房后面，他留了一块空地。
“准备种奥库梅木，”他对来参观的九黎技术员说，“不是砍，是种。”
“种了也不够你们厂吃。”技术员笑。
“够我儿子吃。”皮埃尔说。
……
安哥拉，罗安达。
若昂·多斯桑托斯，把最后一件行李塞进皮卡车斗。
他离开的不是罗安达，是罗安达的贫民窟。
穆桑巴贫民区，四十万人挤在没有下水道，没有电网，没有门牌号的铁皮棚屋里。
若昂在这里出生，在这里结婚，在这里看着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在两岁时死于霍乱。
安哥拉内战终于结束。
打了二十七年，全国基础设施剩不到百分之三十。
但罗安达的海面上开始出现巨型起重船。
那是九黎“振华”号的船队，运载着港口集装箱桥吊，预制混凝土构件，盾构机。
若昂看不懂那些机械，但他看懂了招聘启事：
“罗安达港口扩建工程招收力工，焊工，卡车司机，日薪8美元，包一顿午餐。”
他去应聘卡车司机。
他有驾照，但没开过工程车。
考官说可以学，培训期日薪5美元。
他学了三个月。
港口一期工程竣工。
若昂升为运输班长，月薪320美元。
他在港口附近的卡曾加区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水泥楼，有自来水，有马桶，有不会在雨季漏雨的屋顶。
搬家那天，妻子把唯一的圣像挂在客厅墙上，然后在崭新的燃气灶上煮了第一锅木薯。
“这才是家。”她说。
若昂没有接话。
他望着窗外。
楼下，孩子们在水泥空地上踢足球。
远处，港口桥吊正在夜以继日地吞吐集装箱。
他想起父亲。
父亲死前最后一句话是：“安哥拉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未来。”
若昂拧开水龙头，冷水哗哗冲进洗脸池。
有未来。
他想。
非洲开发银行发布《非洲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报告》。
数据揭示了一个被西方主流学界长期忽略的事实：
非洲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为3.7%，但城市贫困率开始下降。
从1985年的38%降至1995年的25%。
总和生育率。
197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每名妇女生育6.3个孩子。
1980年，降低到3.4个。
1990年，降低到1.2个。
报告分析认为，生育率下降与几个因素高度相关：
第一，女孩入学率上升。
九黎进入后，非洲小学女童净入学率从12%升至84%。
每多上一年学，平均生育意愿下降0.3个孩子。
第二，城市化。
城市养育成本远高于农村。
罗安达贫民窟的妇女平均生育5.8个孩子，但搬到正规住区，哪怕仍是月租三十美元的陋室，这个数字降至3.1。
第三，非农就业机会。
报告特别提及九黎在非洲的基建，加工，物流项目：“当妇女发现自己能通过种法国豆，操作缝纫机，在加油站收银赚取现金收入时，多生孩子的边际收益会逐步下降。”
“因为，他们没有多余的家庭岗位给孩子。”
“多生的孩子不再是生产力，而是经济负担。”
……
索马里，基斯马尤。
谢赫·阿卜迪卡西姆·易卜拉欣，把卡拉什尼科夫步枪锁进铁皮柜。
这把他用了十七年的自动步枪，打过埃塞俄比亚军队，打过肯尼亚边防警察，打过索马里过渡政府，打过“青年党”内部的叛徒。
最后一次击发是朝天上鸣枪，为一个战死的下属送葬。
下属二十岁，跟他打了三年，每个月领八十美元军饷。
下属的母亲住在基斯马尤郊外的难民营，丈夫死于内战，大儿子死于边境冲突，这个二儿子是家里最后的收入来源。
葬礼后，谢赫自费买了二十袋大米，送到难民营。
他不知道怎么对那位母亲说“你儿子是为圣战牺牲”。
因为他自己也越来越不清楚，“圣战”到底要达成什么。
3月，一个穿便装的中年索马里人来营地找他。
不是青年党的人，不是政府的人，也不是埃塞俄比亚人。
这个人带着一台平板电脑，打开地图，指着基斯马尤以北八十公里的一片荒原。
“这里要建一个腰果种植园。”他说，“五千公顷，三年后投产，需要一千二百名固定工。”
谢赫沉默。
“我们正在招募安保承包商，不是打仗，是看守灌溉设施，防止偷盗。”
“你找错人了。”谢赫说，“我是恐怖分子。”
那人没有笑。
“我知道。”他说，“但恐怖分子也需要吃饭。”
“而且恐怖分子退役后，也需要一个不被通缉的身份。”
他推过一份合同。
“南方共同体—索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