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自己的田庄里，偶尔在《下诺夫哥罗德报》上发表一些有关历史和文学问题的文章。
他从不料理家业，庄园由他的母亲来管理。
沙尔戈罗茨基是惟一的庄园没有受到农民毁坏的地主。贫农德米特里。顿斯科伊（1350-1389），莫斯科大公，伊万一世（钱袋）之孙。
“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犹太人同盟”的简称，主张民族文化自治，支持孟什维克的立场。
委员会甚至分给他一大车木柴和40棵白菜。他坐在家里惟一生着炉子、装着玻璃窗的房间里，读书，写诗。他给叶尼娅朗诵过一首题为《俄罗斯》的诗：无忧无虑，自在逍遥。
辽阔无垠的平原上，
乌鸦在不祥地聒噪。
纵酒。隐私。大火。
愚蠢而又冷漠。
到处有她独特的格调，
雄奇的庄严动人心魄。
他读得很认真，留心每个词的发音，注意使用标点符号。他高高地扬起长长的眉毛，但他那宽大的额头并没有因此而变窄。
1926年，沙尔戈罗茨基心血来潮，居然讲授起俄国文学史来。他批判杰米扬。别德内’颂扬费特？，在当时流行的有关美与生活真实的讨论会上发表演说，他宣称自己是一切国家的反对者，宣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狭隘的学说，谈论俄罗斯精神的悲惨命运。这些言论和论争终于给他招来灾难；他又被流放到了塔什干。他住在那里，常常感到地理环境比理论演说更有说服力，这一点是他始料未及的。直到1933年底，他才得到许可移居萨马拉，投靠他的大姐叶连娜。安德列耶夫娜。他大姐于战前不久去世了。
沙尔戈罗茨基从来不邀请任何人进他的房间。但有一次叶尼娅偶尔到这位公爵的住所里看了看：一摞摞书籍和旧报纸高高地堆在屋角里，一些古旧的圈椅摞在一起，一直堆到天花板下面，镶在镀金框子里的肖像摆在地板上。红色天鹅绒蒙面的长沙发上放着一条露出了棉絮的皱巴巴的棉被。
沙尔戈罗茨基为人和善，对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常常束手无策。人们谈起这种人总说他们像孩子一般天真，像天使一般善良。但他可以吟诵着自己心爱的诗歌，从伸手向他乞讨一片面包的挨饿的孩子或衣服褴褛的老太婆面前走过，丝毫不为所动。
听着沙尔戈罗茨基的讲述，叶尼娅常常回想自己的第一个丈夫。这位费特和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0的热诚崇拜者与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克雷莫夫的志趣大不相同。
她感到惊讶的是，克雷莫夫与沙尔戈罗茨基老头同样是俄罗斯人，但他却对美丽如画的俄罗斯风光，对奇妙的俄罗斯童话和费特、丘特切夫的诗歌无动于衷。克雷莫夫从青年时代起所珍视的俄罗斯生活中的一切，以及那些为他所崇拜的名人（他认为没有这些名人俄罗斯是不可想像的），所有这一切，沙尔戈罗茨基都感到无所谓，有时他甚至流露出敌意。
沙尔戈罗茨基认为，费特便是上帝，首先是俄罗斯的上帝。对他来说，好男儿菲尼斯特的故事、格林卡的《困惑》都是奇妙的作品。不管他怎样赞美但丁，但他总觉得但丁缺少俄国音乐和俄国诗歌的奇妙的魅力。
克雷莫夫不善于区分杜勃罗留波夫和拉萨尔，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恩格斯。他认为，马克思高于所有的俄国天才，对他来说，单单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便可压倒俄国音乐。恐怕只有涅克拉索夫对他是个例外，他认为捏克拉索克是世界一流诗人。叶尼娅有时觉得，沙尔戈罗茨基不仅在帮助她认识克雷莫夫，而且在帮助她理解她同克雷莫夫之间的关系，理解这种关系所遭受的曲折命运。
叶尼娅喜欢同沙尔戈罗茨基交谈。他们往往是从令人不安的战报谈起，然后沙尔戈罗茨基开始谈论俄国的命运。
“俄国贵族是对不起俄国的，”他对叶尼娅说，“但他们却很热爰俄国。在上一次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一点也没有得到原谅，每个细小的错误都不放过，我们这帮傻瓜、蠢货、好吃懒做的人，拉斯普京’米亚索耶多夫上校、椴树林阴道，无忧无虑、黑魆魆的木舍、草鞋，都有罪责……我姐姐的六个儿子牺牲在东普鲁士和加利茨亚，我大哥年老多病，也在战斗中牺牲，但他们却得不到历史的承认……应该承认他们。”
叶尼娅经常听他发表一些与当代人不同的文学见解。他把费特置于普希金和丘特切夫之上。他对费特非常了解。在俄国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了解费特。恐怕费特本人在临终之前也不曾记得沙尔戈罗茨基所讲的有关他的那许多轶事。
他认为列夫。托尔斯泰是个过于注重现实的人，承认他有诗情，但对他评价不高。他对屠格涅夫评价不错，认为他有才华，但不够深刻。在俄国小说史上，他最喜欢果戈理和列斯科夫@。
他认为，扼杀俄国诗歌的罪魁祸首是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
他对叶尼娅说，除了俄罗斯诗歌，他喜欢三样东西：糖、阳光和睡眠。
“难道我至死见不到我的任何一首诗作发表？”他常常这样问道。
有一次，